在山东大学图书馆，有一批特殊的馆藏，它们有的经历了千百年风霜，有的曾经历炮火洗礼，还有的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藏书人，页码中承载了文化的传承。

  它们一起构成了山东大学图书馆31万余册件的古籍文献收藏，这也是山东高校图书馆中最大规模的中国古籍馆藏资源。

  国家珍贵古籍87部

  不少是从战火中走来

  与山东大学图书馆832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相比，31万余册的古籍文献收藏数量看上去似乎占不到多大的比例，但在百廿山大，这些古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就有87部。无论是古籍收藏的数量，还是入选国家珍贵名录的数量，在国内高校中都能名列前十。

  “对山东大学图书馆来说，这些古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也享受着特别的保护。”说起山东大学的古籍收藏，图书馆馆长赵兴胜满是珍惜。

  这里收藏有明清民国时期许多著名藏书大家的图书。如毛氏汲古阁、朱彝尊曝书亭、黄丕烈士礼居、阮元文选楼、杨以增海源阁、傅增湘藏园、王献唐双行精舍等的藏书，这里均有。

  “这些古籍保存至今殊为不易，其中很多在抗日战争中几经波折，最后才回到了山东大学。”赵兴胜介绍，在抗战爆发后，山东大学曾经先后分三批将学校的图书、仪器、案卷等进行转移，其中最多的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后，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所幸最珍贵的一批图书辗转到了四川，在抗战结束后，总共有90箱图书又回到了复校后的山东大学，其中包含线装书5000多册。

  在山东大学如今的馆藏中，那90箱图书所占比例已经很小，但这里的每一本其实都有它的传奇经历。

  “现有的馆藏中有不少是海内孤本，如《郑襄敏公赤牍》十九卷、《柳堂遗集》十三卷、《双鱼编》六卷、《幸鲁宝翰》九卷等，每本书都值得细细地去研究。”赵兴胜说。

  从纸张到文字

  古书里的故事讲不完

  在山东大学古籍馆藏中，每一本古书都讲述着不同的历史。作为孤本的《郑襄敏公赤牍》十九卷是山东大学收藏的代表性古籍之一，这是一本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刻印年代离作者郑洛去世只相隔了数年的时间。

  “郑洛长期主政西北边镇，对大明西北边疆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此书收入明万历二年至二十八年郑洛与内阁、六部、督抚官员等往来信函，对于考证明代西北边疆重要事件及边疆政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赵兴胜介绍。

  翻开馆藏的清抄本《山海经》十八卷，历任藏书人在书中留下的痕迹也讲述着一个特别的故事。此书原为清人据季振宜所藏宋本所抄，版本价值极高。后辗转被湘潭人黄笃恭收藏于听天命斋，1904年，黄笃恭客死上海后，所藏图书面临散佚，当时著名的明藏书家王礼培因自己无资购买，于是劝同为藏书家的叶德辉购买，并说有书商欲购去转卖到日本，叶德辉却说，“我不能为中国办海防。”王礼培无奈之下便购买了这一本《山海经》，后来叶德辉欲借此本校书，王礼培讽刺道：“倘不办海防，君安所得此书以校哉！”后来，王礼培也无奈售出此书，并作跋记录此事，还发出了“尚在中土”的感叹。

  “古书里的故事讲也讲不完，每一本书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赵兴胜说，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除了这些孤本古籍，其古籍收藏最大的特色之一，还是金石拓片和明清地方志的收藏。对于书法、艺术以及历史研究来说，这些古籍的价值都不可估量。

  “以地方志为例，这里收藏了几乎国内全部省份的省志，绝大多数的州志，在国内图书馆中，算得上是比较全的了。这些地方志对于历史研究以及明清社会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赵兴胜说。

  不少来自名家捐赠

  书里有文脉传承

  在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几位博士正对学校馆藏的丁山先生所捐赠的文献进行研究。作为曾经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丁山先生将他的5000多册藏书捐给山东大学。“这些图书都是老先生做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有些做了批注，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种传承。”赵兴胜介绍。

  1946年，经历了抗战停办之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著名物理学家周钟歧担任复校委员会主任，当时百废待兴的学校图书不多，周钟歧把自己的一些藏书捐给了学校。

  著名历史学家卢振华、考古学家郭宝钧、哲学史家庞朴……岁月如烟，斯人已逝，但他们收藏的图书都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里留了下来。前两年，学校退休教师张吉周、赵淑梅夫妇也向图书馆捐赠了古籍31种149册。

  “捐书的并不止这几位老教授，虽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延续着这种传承，也正是他们的奉献构建了百廿山大图书馆藏的底蕴。”赵兴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