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天花病毒，始终是大清朝的心腹大患。“战痘”的成功，奠定了清朝稳固江山的基础；而固守祖宗的“人痘”防治法，不接受被欧洲人发展出的“牛痘”疫苗，则成为清王朝气数丧尽的象征。

    爱德华·詹纳（1749-1832）在巴黎进行的直接从牛体到人臂的接种，预防天花病。

    1649年——正是清王朝入主北京的第五年——春节刚过，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并非是又有敌方的军队打过来了，而是天花（俗称痘疫）爆发了。消息在坊间迅速流传，“京城百姓乱作一团。正月三十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户籍居民中未曾出痘者，以及无北京户籍的生人（不论出痘与否），按朝廷避痘制度“约定带出二十里外”。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不啻是场灾难。后人在京城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1645年的一份奏折中，看到这样叙述：稍有发热或生疥癣等疮的百姓无不被驱逐。贫苦百姓被赶到城外，无居无食，往往将年幼体弱的子女抛弃道旁，任其饿死。

    老百姓们被驱赶，皇族大臣们则四处躲避。

    顺治皇帝早早跑到城外的南苑避痘去了，留在城里的满清贵族们也一个个深宅紧闭，战战兢兢等待瘟疫早点过去。

    尽管重重设防，天花病毒却防不胜防。

    农历3月18日，顺治帝的亲叔叔豫亲王多铎在经历了天花病毒数十天的折磨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位被后来的乾隆帝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的杰出将领当时年仅36岁，正值壮年。如此强健且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豫亲王尚且难逃天花病毒的魔爪，天花疫病危害之大已不难想象。

    天花，这个可怕的幽灵，一直盘桓于清王朝300多年的统治期间。

    天花来了

    就在多铎死前的三四十年，他的满族祖先们还不知道天花为何物。

    事实上，祖祖辈辈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当时称为建州女真）原本没有天花这种疾病。他们世代生活的东北地区天寒地冻，地广人稀，天花病毒很难存活与传播，直到明朝末年中原地区仍流传着“北虏（包括蒙古和满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出痘”的说法。可以肯定，是中原的汉人带来了天花病毒。

    明朝末年，关内大批破产农民移民辽东，与建州女真杂处其间。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来了肆虐中原的天花病毒。它不仅通过接触感染，甚至通过飞沫、尘土或者带有病毒的空气都可以传播，传染性极强。

    这种不受欢迎的病毒其实也非中国原产。据考古资料证实，它源自北非的古埃及，公元前1143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姆西斯五世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天花病人。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天花病毒辗转由匈奴传入中国。一千多年的天花肆虐，中原汉人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防治经验，但仍有高达百分之三四十的死亡率。

    刚接触天花的满族人对这种病毒则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染病者死亡往往十之八九。

    为防天花，满族人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避痘制度”。他们的第一招，是逃避。比如，遇有痘疫流行，满族人一般都不前往公众场所。即使遇到重大的国家庆典，如正好发生天花疫情，即使是皇族，只要是未曾出痘的，都可以回避缺席。比如1631年正月，皇太极长兄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染天花而死，皇太极、代善与诸贝勒们，就没敢亲临治丧。

    其次，是隔离。满洲治下的八旗军民一旦患上痘疫，即被强行驱逐远离都城。满族人对皇族的规定尤为详尽，已出痘和未出痘的皇族不得共聚一处。凡是未出痘者患病，须九日后方可探视。

    入关前，为了消耗明朝国力，皇太极曾不断派出精锐骑兵绕过山海关抄掠河北山东等地。为避免感染天花，皇太极总是尽可能拣选已出痘的贝勒，同时，还尽量避免在天花疫情容易爆发的四月至八月出兵。尽管每一次进攻都那么小心翼翼，努尔哈赤的两个孙子——名将岳托及其弟弟玛瞻仍然在抄掠山东途中感染天花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