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姚家镇党委副书记、山东诚达集团董事长刘学诚

   带领群众致富是共产党员的首要任务

   二十多年前，我们丁家村是历城县出了名的穷村，一个劳动日一天才挣一毛二分钱，村民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艰苦日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富民政策的指引下，村里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村粮食产量由1981年的85万斤猛增到1982年的164万斤，村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光有吃的不行，还得有花的。为了实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目标，我在充分分析丁家村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跳出传统农业，

   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的发展规划。

   我们村紧靠工业南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非常适合搞运输。于是我就提出，把集体的运输工具承包给村民个人，完成承包定额以后，剩下的全归个人。看到村民们犹豫不定的眼神，我带头承包了集体的50型拖拉机，全村第一个搞起了拖拉机运输。运石子、运沙子、运工业原料，经过几年的辛苦劳动，手里的钱渐渐多了，我又退掉拖拉机，自己凑钱买了汽车继续搞运输。在我的带动下，村里掀起了第一次致富热潮。短短几年功夫，全村就拥有了170余辆12马力拖拉机、180多辆马车和18辆大汽车，村民的经济收入直线上升，丁家村成了远近有名的运输专业村。为此，我也连续三年在原郊区政府的表彰大会上披红戴花，被评为致富带头人。

   我常想，"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全村人都富了才是真富"。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农业用地逐步减少，村里剩余劳力大量增加，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问题，成为当时制约我们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结合当时的政策，我又在村里提出了发展村办企业，消化剩余劳力，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先富带后富的工作思路。

   我把一天纯收入达300多元的黄河车卖掉了，同时还从镇上请回了张崇良同志，动员刘胜先同志也把黄河车卖了。在别人的不理解和困惑中，我们白手起家，建起了以华达汽修、华诚编织为代表的十几家村办企业。企业运营没有流动资金，我们就东借西凑跑贷款；企业产品没有销路，我们就自己出路费，拿着样品北上南下搞推销。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几家村办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

   邓小平同志说得好，这道理那道理，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1997年前后，针对我们村个别企业经营困难、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我又提出了"第二次创业"，即关、停、并、转个别苟延残喘的小企业，集中力量扶持优势企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村党委分别于1998年初、1999年底两次作出决定，将工业南路、化纤路两侧的黄金地段，全部交给华达、华诚，用于企业扩大规模、膨胀发展，从而掀起了丁家村致富的第二次热潮。在第二次创业中，华达自筹资金近亿元，对工业南路两侧进行了拆迁、改造，初步建成了东西长１公里的集整车销售、维修服务、配件供应、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汽车城，去年实现销售收入６个亿。华诚积极实施名牌战略，使"九羚"羊毛衫成为山东名牌，并引进了十几台德国先进的电脑印花编织机，把原来的旧车间改造成现代化的生产线，而且搞多元化经营，建起了购物中心、华诚大酒店，成立了出口服装分公司。现在华达、华诚两个企业的年经济收入了近10个亿，实现利税2000多万元，每年上缴村集体承包金达500万元，已经成为丁家村集体经济的基石。全村60％的劳动力在这两个企业中工作，村民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平均月工资接近二千元。

   倡导文明、做好群众工作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

   1995年前后，随着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村民口袋里的钱渐渐多了，日子也比以前过得舒坦了，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村里有的小青年，一有闲空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侃大山，聚众赌博、寻衅滋事的事时有发生。面对这些情况，我感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任在肩。于是，我组织制定了一个村民文明行为规范细则，以"十个提倡、十个反对"的方式，明确提出新时期文明村民的行为标准。同时，还在村里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要求每户都签定《文明达标户百分考核责任状》，以责任书的形式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为了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我还在村里建起了文明村民学校，定期举办生活常识、家庭医疗保健和科技文化知识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建起了村民图书馆，购置图书10000余册，供村民免费借阅。此外，我还组建了200多人的龙狮队、秧歌队、西洋乐队，每逢节庆都到村里村外巡游演出，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稳定工作压倒一切，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其他工作就无从谈起。做好农村的稳定工作，除了加强对村民的经常性教育外，还要把群众工作做细，把道理讲清楚。1993年，区里一个开发公司计划到我村征地，建设住宅小区，并派来了几名同志进村实地测量。个别村民就散布，说村里已经将地买给了区里，有好几百万入帐，村委会瞒着大家，是想把钱私分。面对这种情况，我当即以个人的名义向全体村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我写到，区里有关单位来我村征地确有其事，但还处在协商阶段，村委会并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征地款。请大家相信我，我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村委会绝不会做对不起全体村民的事。这封信一经发出，谣言不攻自破。1996年5月，区里正式下达给村里征地通知，并预付了一部分征地款。一时间，对于村委会如何处理这部分钱的各种猜测又在村民中流传开来。针对这种情况，我立刻写了第二封致全体村民的公开信，向他们说明征地的前后经过，并向他们保证，村委会会详细听取群众的意见，对这笔钱的用途也会作出正确的决定。1997年12月，村委会又接上级通知，征地之事已被取消。事情突变，我随即写了第三封公开信，向群众做出了解释。同时，还派出多名村干部，挨门逐户地向村民做解释说明工作，以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村民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1998年年关临近，本以为征地分钱的事告以段落，但这时又传来了邻村村民分发征地款的消息。一时间，丁家村村民心里放下的石头又悬了起来。有的人又开始猜测，村委会是否隐瞒了实情，大家发的每人500元的过节费是否就是征地款，小头给了村民，大头是否让村干部们都私分了。面对这些猜疑，我连夜写了第四封致全体村民的公开信。信中针对群众的几个不明白，我一一做了解释，并将全村一年来的形势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同时要求村民一定要坚定信念，坚决相信和服从村上的领导。在信的结尾，我语重心长地写道，丁家村的未来不是梦，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一定会梦想成真。这封信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分发到了村民手中，村民读后，各种各样的疑惑马上消除了。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就要事事都想到群众的前面，只这样的实事、好事办得才有价值。记得1998年年底的一天，我去走访老党员、老干部杨荣同志。他是解放后丁家村的第一任村长，年轻时为丁家村的发展出力不少，现在年岁大了，患病瘫痪在床，行动极为不便。那天，我坐到老村长的床前，拉着他的手说："杨荣叔，我给你带来一辆轮椅，天好的时候，你可以让孩子们推着你到村里四处走走，看一看村里的变化。"听到这些，老人家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我理解这些老人的心情，随后，我们又买了4辆轮椅，分别送给了老党员、老教师。以前，他们为了丁家村的老少爷们儿吃苦受累，现在日子好了，什么也不缺了，也许，能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是他们最大心愿。在我的倡议下，村里每年都要组织一部分老年人外出旅游观光，坐火车到曲阜、泰山、青岛、威海，乘飞机逛北京、登天安门城楼，老人们乐在脸上，美在心里。同时，我还在村里设立了老年人协会，建起了老年人活动室和高标准的老年公寓，使全村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村民王市逸下身瘫痪，靠村里的残疾人补助金生活，40多岁了才找了个媳妇。结婚本是件高兴的事，但女方带来的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却使王市逸犯了难。原来，由于母子三人的户口没有落到村里，按照有关规定，两个孩子上学要交高价学费，这使得原本就很清苦的家庭雪上加霜。就在一家人长嘘短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二话没说，立刻到村委会帮王市逸开出有关证明信，并跑到派出所、教委和学校等单位，反映王市逸的情况，请他们给予适当的照顾。在我的努力下，一周后，不仅王市逸妻儿的户口落到了村里，孩子上学免交了部分学费，而且村委会还决定特事特办，让他的两个孩子同其他村民一样享受村里的各项待遇，解除了王市逸一家人的后顾之忧。事后，王市逸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刘书记，您事事想在我们前头，可帮了我们家大忙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为民办实事，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为此，1996年我在村里制定了服务承诺制度，承诺每年为村里办十件实事。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里土地日渐减少，剩余劳力不断增加，于是，我就将村委的农业办公室改成了安置办公室，专门负责安置村里的劳动力就业，受到了村民的欢迎。为了鼓励孩子们求学上进，经我提议，村里设立了奖学金，对考上重点中学和中专、大学的孩子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为了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设立了丁家村残疾人协会，对全村60余名残疾人进行跟踪管理，并发放一定数额的残疾人补助金，使他们能同其他村民一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放过牛、打过草，也作过小工、修过水库，什么样的苦都受过，所以我对群众的感情特别深。我觉得，群众的事就是我的事，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是我这名党员应尽的义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今年已经61岁了，虽然已不是村党委书记，但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一如继往地发挥好自己的光和热，帮助支持年轻人的工作，使我们丁家村发展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