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山东频道 记者 王海鹰  编辑制作 吕放

    近两年，传销大案频出，所曝出的传销案案值越来越大，参与人员越来越多，非法传销正在日渐坐成一颗社会毒瘤，危害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据打传的基层公安人员反映，目前传销组织的黑社会倾向和“经济邪教”的特点日趋明显。对此，需亮“法律之剑”，加大立法打击力度。

　　传销组织与执法部门对抗加剧

    山东聊城地处鲁冀豫三省交界地，传销活动一度猖獗。聊城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在公安部“鲁剑行动”开展以来，已受理非法传销案件１７７起，立案８１起，涉案总价值２４亿多元，刑事拘留２６２人，端掉传销窝点５６７个，解救被传销团伙控制人员２４００多人，遣散１３６４０多人，侦破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３.１５”、“３.０１”等一批重特大传销犯罪案件。其中，“３.０１”传销大案涉及全国６０万人、２０个省，涉案金额高达２０亿元人民币，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Ａ级头目就有１０００多名，是迄今为止我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据东昌府分局的办案民警分析，传销组织与执法部门的对抗加剧，有向黑社会性质发展的倾向。传销组织对传销人员管理苛刻，诱骗加入时多采取威吓手段，大多数传销人员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艰苦，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传销人员之间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诱发杀人、抢劫、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的诱因。其中有一些成了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有一些则结成“反传同盟”、“传销难民营”等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以绑架、勒索等形式报复传销网络中人，并将自己的不幸迁怒于政府，报复社会。有的传销头目还与境内外的非法组织和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传销结成黑帮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对执法机关，他们普遍制定了反检查、反询问的对抗办法，不仅不向传销人员提供有形物品，而且要求聚会时不得携带任何相关材料，也不准记录活动内容。为了逃避执法检查，实行居住地与活动场所分离的办法，聚会时首先由高层人员逐级通知聚会时间、地点及“暗号”，再由接应人员分批领到聚会的场所，而且活动时间短暂，地点一天一换。同时，不少传销团伙还采取跟梢、望风等方法，实施反监控，随时调整活动时间。
东昌府区许窑村由于聚集了较多传销人员，一度被称为“传销村”。在这里，曾发生过两起被骗者用砍刀追赶、砍杀传销人员的恶性案件。２００５年，东昌府区连续发生了两起传销人员围攻公安机关的恶性抗法事件，其中一次，传销头目纠集了２００多人，一路喊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口号，将东昌府分局派出所一处警点围住，大肆打砸抢，威胁公安机关将抓获的传销头目释放。

    此外，传销组织的“经济邪教”特点越来越明显。据介绍，现阶段的传销已不再是单纯地逐利，其上课、培训、分享、激励等“洗脑”活动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被称为经济领域的“邪教”。传销组织者通过对新参加人员培训“洗脑”，来实施精神控制。他们宣扬“传销可以缩短人生奋斗历程”，让人追求一夜暴富；他们吹嘘传销“不用车间、厂房、设备、不用费时费力”，让人追求不劳而获；他们标榜传销是“人帮人”、鼓吹“团队精神”，使人沉溺于“发财梦”不能自拔，并且大肆欺诈，以致伦理缺失、道德沦丧、夫妻反目、父子相向、亲朋好友形同陌路。

　　传销犯罪呈现蔓延势头

    目前，传销犯罪活动已由以往的几个重灾区蔓延至全国，出现了形式多样化、活动隐蔽化、手段网络化、组织智能化和境外公司与境内网络组织相结合、合法的载体与非法的形式相结合、小投入低门槛与大众化参与相结合等特点，严重威胁了各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

    据东昌府分局的办案民警武淑红介绍，传销活动往往伴随着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非法集资、非法经营、非法买卖外汇等大量违法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税收、金融、外汇等管理秩序。
传销使大部分家庭贫穷潦倒。传销人员中，许多是家庭式进入，他们变卖了牛、拖拉机和房屋等，举家加入传销组织，有的还邀约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一同加入，结果基本都是血本无归。
２００５年，东昌府分局解救了７名四川渠平县传销人员，其中一人的堂兄弟以做海鲜生意为名将他们从老家骗来，他们将家中的房屋、牲畜变卖，将土地出租，换来的钱全部投入传销组织。半年后，到被解救时，连吃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

    在东昌府分局遣返的传销人员中，有一名河北籍女大学生被同学诱骗洗脑后，先将其妹上大学的７０００元学费骗到手投入传销网络，又将其妹从大学里骗到传销组织。家人为了寻找姐妹俩，变卖了粮食、房屋，正在读高二的弟弟也被迫辍学。

    另外，由于传销人员多为来自偏远地区务工人员、无业人员、下岗职工、青年学生，经过洗脑，这些人思想偏激，很容易成为盗窃、抢劫及黄、赌等恶习的易感人群，诱发恶性犯罪。２００６年东昌府分局办理的李道伟抢劫案中，３名犯罪嫌疑人因为在传销组织中难以维持生活，就从河南安阳一路扒车到聊城，沿途多次实施抢劫，先后作案５起，其中造成１人轻伤。

　　对非法传销亮“立法之剑”

    面对组织性、对抗性越来越强的传销活动，基层“打传”的公安人员反映，应加大对传销犯罪立法力度，进一步打击传销犯罪分子。

    聊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李鹏说，非法传销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目前，打击传销犯罪的法律依据是１９９８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７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银行《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的批复》以及《禁止传销条例》。在这些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将非法传销犯罪活动按照非法经营罪（《刑法》第２２５条）第４项进行处罚。对于如何界定非法传销行为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没有明确规定。

   聊城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李斌说，立法的阙如让他们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尺度，法院只能依照各自的理解来操作，以致各地对非法传销的审判情况各不相同。

    ２００５年东昌府分局抓获的传销头目牛文华，其非法经营额达３００万元，东昌府区法院判处其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而与其同案的莫淑英，是牛文华的上线，又是山东省的总代理，涉案达２０００多万元，还涉嫌洗钱罪等多项罪名，却被济南市人民法院判处４年有期徒刑。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判处传销犯罪人员６７名，其中最高的刑期为４年。李斌说：“传销犯罪如果以非法经营罪来量刑处罚，就会‘罚不及罪’，与其危害社会的罪行极不相当，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打击、震慑能力，使得法律震慑效果不明显。”

    ２００５年东昌府分局办案民警经过十余个月，行程数万公里，在重庆抓获 “３.１５”罗国文特大传销案中“传销教父”罗国文。罗国文操控１０万多人的传销网络，传销人员遍布全国１０多个省市，涉案达３亿多元，也仅仅被判处二年六个月的刑期。

    基层公安机关认为，非法传销已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对它的治理，仅靠公安机关的力量“斩不绝”，因为把处于Ａ级的“塔尖”打掉，处在Ｂ级的人会根据下线的业绩自然擢升，传销组织自身机制就像割韭菜一样，自动生成新的“塔尖”，以此生生不息。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多管齐下，共同治理。当前尤为必要的是，尽快设立传销罪，加大立法打击力度，以“严刑峻法”使得非法传销最终斩草除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