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文化


  蓬莱,是中国航海业的发源地。《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时期,我们这个地方航海业开始逐步发达起来。早在新石器时期,登州海面的航海活动日益兴盛,在登州古港外大黑山岛出土的木板船和残桨碎片,以及南长山岛浅海打捞出的古代石锚,其制作年代均在4000年左右,表明当时登州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很高的造船技术。胶东半岛的史前文物最显著的特征是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在辽东半岛、朝鲜、日本、北美的阿拉斯加,均有史前胶东半岛的文物出土。台湾的很多地方,也发现了起源于胶东半岛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以蓬莱为发源地,古代航海业发展的轨迹。航海业的发展,为登州古港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是登州古港的鼎盛时期,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是北方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是中国南北海运和贸易活动的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尤其是与日本、朝鲜等地的频繁交流,登州古港成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隋唐时期,利用这条航线经登州港中转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有11批,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有79批,隋唐两朝也多次经登州港派遣使节,用“舟船飞梭,商使交属”的词语形容当时的繁荣景象并不为过。经常往返于登州古港于其它港口间的新罗商人张宝皋(gao,音同高),更是在中、日、朝三国史书中均有记载的知名人物,他拥有从航行于朝鲜新罗至登州港的大批商船,并将运输、贸易扩大做到了日本 。

  众多的历史文献都有对登州古港的记述。宋代文学巨匠苏轼在担任登州知州期间,所做《登州如还议水军状》中评论:“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明朝登州知府宋应昌在《重修蓬莱阁记》中明确指出登州古港的重要战略意义:“东扼岛夷,北控辽东,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述,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封靡所渔,长鲸周敢吸。”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登州古港 的重要性。登州古港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唐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迁到了蓬莱,蓬莱镇升格为蓬莱县,在随后的各个朝代,登州蓬莱均被做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蓬莱能够发展成为古代北方第一大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得天独厚的“登州海道”。由于受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的局限,早期的古代航海,都是以目击物为航行参照物,傍岸航行或通过岛与岛之间的推进,连接成整个航线。而“登州海道”,通过无数个岛屿连接,然后到达辽东半岛,并沿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到达朝鲜和日本,北美地区,则是继续沿岸北上,通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这条航线,也是中国当时唯一适合航海的线路。其他的跨洋线路只是后来的事情。二是历代帝王寻仙,客观上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三是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使登州航海业达到了兴盛。四是宋明清的海上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拉动登州古港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军事需求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登州古港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水师基地。隋唐两代,出征高丽(朝鲜)达十余次, 每次征高丽的水军都是以登州古港为出海口,经登州海道进发朝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