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文化


  蓬莱的和平文化,是以蓬莱的神仙文化、海洋文化、精武文化、港口文化和开放文化为根基的。回顾蓬莱的历史,不难发现,蓬莱具有中国其它城市所不具备的丰富的和平文化积淀。

  蓬莱的历史,是一个因和平而繁荣,因战乱而萧条的历史。历史上,蓬莱历经多次战乱。但和平繁荣的时期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先秦时期,这里一直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常年没有战乱。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由于地处东夷,躲避了不少战乱。尤其是隋唐时期,由于国家进入盛世,外忧内患基本消除,因此,蓬莱做为北方第一大港,成为和平盛世最大的收益城市。但宋、明时期,由于国力衰落,中国与国外关系恶化,当时不仅少数民族,包括高丽、日本等,屡屡侵犯中国。1041年,宋王朝为了抵御外敌,实行了“海禁”政策,并在蓬莱建立了“刀鱼寨”,蓬莱的港口由经济港成了军事港,蓬莱经济和社会因此而逐步走下坡路。一直到上世纪初,蓬莱一直战乱不断。回顾蓬莱历史,和则兴,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战则衰,做为军事前沿,失去了自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后发展的历次机遇,蓬莱的经济也因此夭折于历次战乱中。

  因此,蓬莱百姓从古至今,亲眼目睹了蓬莱的兴盛衰败,对和平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

  蓬莱的文化,与和平有着很深渊源的文化,和平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蓬莱具有神仙文化、港口文化、精武文化、海洋文化、开放文化五种文化的本身,很多都蕴含着丰富的和平文化的元素。神仙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本身,就是和平文化的内涵。八仙惩恶扬善,是人们对消除社会罪恶,乞求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期盼,也是和平的化身。港口文化,蓬莱港口的变迁,也折射了和平与战争的历史。和平环境,我们达到了“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荣,战争时期,我们的港口沦为了军事港,蓬莱也因此失去了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精武文化,更是蓬莱人民反抗侵略维护国家和平的实证。海洋文化、开放文化也是这样。

  蓬莱的和平文化,因为三个历史名人而显着更加厚重。

  一是戚继光。戚继光除了抗击倭寇的卓越功勋外,还主持修筑了明长城,对维护国家和平做出了很大贡献。1568年,戚继光奉调北方后,便深入塞上巡视考察,他看到守城军队不会打仗,军纪涣散,又看到长城城墙很多都是用土筑成的,单薄矮小,并缺少碉堡、墩台等,因此,他一手抓练兵,一手抓筑台、筑城。他在《练兵实纪杂集》中写道:“嘉靖以来,边城一直在不断增修,但低薄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他认为,要加强京畿防务,就应改建长城和增修敌台。戚继光上书建议获得批准后,便主持对旧长城加高加宽,并新建骑墙空心敌台3000座,以利士兵守卫敌台,增强防卫。他的筑城筑台规则为:随地置形,边墙多就外险。并采取分片包干,赏罚分明的管理措施,工程进展又快又好。经过五年努力,“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结”。 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防务,他重新修筑东起山海关,西迄居庸关长达2000里的长城地段。著名的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的复线城墙、敌楼,以及山海关、雁门关等地长城设施,都是经过戚继光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复的,明长城的修复,使北京形成固若金汤之势。戚继光总理修筑长城16年,成就卓著,保卫了北京及北方广大地区的安宁。由他主持改建修筑的雄伟长城,至今巍然屹立于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第七大奇迹。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功勋最为卓著的军事家,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不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和平思想的真实写照。在他身上,承载了非常深厚的和平文化精髓。

  二是妈祖。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湾贤良港人,生于960年,卒于987年,时年28岁。死后被封为神女、尊称为“和平女神”。历史上从天后到圣母,历代帝王曾经41次禅封她封号。千百年来,妈祖先是在民间祭祀,后列入国家祭典。后人总结了妈祖精神: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德。自宋朝以来,登州已经成为北方妈祖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由于登州是北方第一大港,而妈祖文化又是通过海路在登州登陆的,登州因此成为北方地区妈祖文化传播的中心。特别是由于登州海道的便利航海条件和蓬莱做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妈祖文化以登州为根据地,沿海上交通线,经历了渤海海峡、进入东北和华北北部,再沿朝鲜半岛进入朝鲜和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最终北上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地区。因此,妈祖不仅成为海峡两岸共同供奉的女神,也是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北美很多国家和地区共同供奉的女神。蓬莱阁天后宫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妈祖庙宇之一,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妈祖(天后)庙宇。

  三是丘处机。丘处机是道家和平思想的倡导者。在中国历史上,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开始,至后代许多君王,都受到丘处机和平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丘处机(1148—1227) 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丘处机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19岁时,丘处机独自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60岁后曾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并在蓬莱的大辛店镇建立了丘祖庙,在此修炼,丘山也就因此而得名。在1219年冬,74岁高龄的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携弟子18人,历时3年,行程万里,到达西域大雪山,见到成吉思汗后,他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力劝成吉思汗“戒杀”,深得成吉思汗赞赏,成吉思汗赐号“神仙”、“太宗师”。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下令“止杀”。对此,史学界是这样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成吉思汗的圣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为当时社会政局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也登峰造极。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在说到丘处机为和平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时候,是这样评价的:“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

  从2000年开始,蓬莱秉承和平文化的传统,连续举办了六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使蓬莱的和平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平文化的积淀更加深厚,并被联合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国际和平城”的品牌正在成为城市重要品牌。相对于“人间仙境”在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在欧美和世界更广泛的地区,“国际和平城”更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