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文化

     
  
  蓬莱地理位置特殊,守卫着京津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经设立了登州镇(古代军事组织)、登州卫和登州水师营等军事机构,是当时北方中国海上用兵的战略要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发兵院落东部都尉涉河,汉武帝派兵5万,由蓬莱出发征伐,开辟了中国海上用兵的先河。三国时期魏帝曹睿(ruì,音同瑞)派司马懿征伐辽隧(今辽宁兴城),也是由蓬莱出发。到了唐代,全国兴起了“登、泉、扬、明”四大口岸,登州成了当时东渡朝鲜、日本的重要通道。这时期,先后征伐高丽十多次,运兵运粮多由登州港出发。北宋年间,登州一带成为海疆前哨和海防重镇。据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说,北宋景德年间,这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宋庆历二年(1042),在蓬莱建停泊战船的刀鱼寨(今水城),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水军基地。明朝初期,山东海疆防卫重点是登州、莱州二府。朱元璋对此特别重视,特意调整行政区划,以适应抗倭的需要。朱元璋说:“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洪武九年(1376年)改登州为府,设7卫、7千户所。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又建起了码头和土城墙,增设军事设施,称为“备倭城”,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又在土城城墙内外加砌砖石,东西北加筑了3处敌台,便成了现在的“水城”规模。水城西凭丹崖形势险峻,负山控海,东南有改道的画河绕城入海,形成天然的护城河,还有水门、防浪堤、平浪台、码头、灯塔、城墙、敌台、炮台等海港建筑和防御性建筑,形成了严密的海上防御体系,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古军事要塞。这些历史和古迹,承载了精武文化的精髓。

  蓬莱有几位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军事家,他们的军事思想、理论以及战功,成为蓬莱精武文化之魂。另外,蓬莱还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两次重大事件,也极大的丰富了精武文化的内涵。

  一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是把蓬莱精武文化发扬光大的第一人。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蓬莱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始祖戚祥,因躲避元末战乱,移居安徽定远,后随朱元璋起兵,战死于云南。明朝为追念其开国功勋,授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使。后,戚家举家迁到蓬莱,传六世到戚继光。戚继光少年时代在蓬莱读私塾,学文习武,17岁世袭世职,21岁中举,26岁署都指挥佥事,坐镇水城,总督山东备倭。28岁时,奉调浙江任都司佥书,创建“戚家军”,前后12 年,镇守福建、浙江、广东、江西等省,大小百余战,平定了我国东南沿海长达数百年的倭患。1568年,奉命北调,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节制四镇,镇守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的长达2000里的防线,我国现存的长城主要就是明长城,就是戚继光主持修建的。他官至少保,兼太子少保。万历十五年(1588)病逝于蓬莱故里,谥“武毅”。戚继光被称为文武兼备的“儒将”,一生40多年军旅生涯,大小百战,一直保持全胜,纵观中国历史,找不出第二人。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止止堂集》等书,其中《纪效新书》、《练兵纪实》被收录《四库全书》,均位列中国古代十大兵书。先后有71个刊本和手抄本,几百年来,平均每五年就重刊一次,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是极为罕见的。戚继光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是一名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练兵、练将之道和制胜之策,自成系统,严谨、精妙、博大精深,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末,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主流思想,处于主导地位。万历中期,他的两部兵书传入朝鲜,朝鲜曾在清代康熙六年下发两书,令全国将士研习,并按照兵书训练军队。在日本,戚继光兵书也六次被翻印。在美国,西点军校至今仍把《练兵实纪》内容列为教材,一些跨国集团也将戚继光的兵书做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可以看出,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二是一代枭雄吴佩孚。吴佩孚是蓬莱城里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复杂人物。他虽然是 “二 七 惨 案”的制造者,但其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正气和爱国情怀,赢得了广泛赞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 吴佩孚信奉“四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积私财、不纳妾;讲气节,拒当汉奸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吴佩孚以“日本人从中国撤军”为条件相拒绝,表示“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并在所赋《满江红》中说:“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表示,日方可资助吴“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做到这一点,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有很大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影响。由于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做为他的同乡,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以与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指出,吴佩孚做为军阀,“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难能可贵。”1939 年12月4日,吴佩孚暴卒于北平。他的死因说法很多,但多数史料认为,他因牙病恶化,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他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认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遗著有《春秋正识证释》、《易箴》、《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排除“二七惨案”的负面影响,吴佩孚不愧为是一个有民族气节,战功卓著的英雄人物。

  三是登州抗倭事件。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倭寇入登州,宋将刘暹击败之”。这是关于登州抗倭的最早记载。明代,倭寇多次在登州沿海的活动,有案可查的共十三次。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望海埚战役”中,登州水师在辽东驻军的配合下,在金州东北沿海的望海埚,将倭寇主力2000多人全部歼灭,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倭寇销声匿迹。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四月,日本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王辰战争”。朝鲜向明政府请求支援。明政府随即做出了“援朝抗日”的决定,在长达7年的战争中,登州再次成为海防要塞,是明军的集结地、出发地和后勤保障基地。

  四是登州军政府。登州军政府是辛亥革命者建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政权。1912年1月,蓬莱籍同盟会会员孙丹林率领革命军乘船渡过渤海海峡,在蓬莱同盟会员的配合下,一举攻占蓬莱城,废除了登州府,成立登州军政府。登州军政府的建立,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分崩离析,并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推动事件。

  除了这些,还有齐王田横及500壮士、梁山八大好汉(梁山108将祖籍登州的有: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铁叫子乐和、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出云龙邹渊、独角龙邹润)、甲午抗日名将宋庆,以及爱国将领于学忠等,都为蓬莱的精武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综上所述,登州因为其重要军事地位和军事名人,而赋予了这个地方深厚的精武文化底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激励历代爱国志士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