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文化


  蓬莱的开放文化,也就是开埠文化,兴盛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但蓬莱做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交汇点,应该追溯到远古。

  早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局限,中国唯一能够进行航海的只有登州海道,因此,蓬莱在中外交流上,自然而然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据点。在中国古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上,通过海上进行交流的,蓬莱是开了先河的地方,是源头。夏商周时期,尤其是周朝,随着航海工具和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蓬莱就成为“于越献舟”和“倭人贡畅”必经口岸。从日韩等国出土的文物,当时胶东半岛丝织品已经传播到境外,而这种传播,就是通过登州海道进行的。

  蓬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是最早的起点。秦皇汉武时期,随着以登州港为起点至朝鲜、日本航线的形成,蓬莱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登陆点和居住点,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根据地,在中外交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福东渡事件最能够体现蓬莱开放文化的厚重历史,在日本,徐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徐福东渡之前,日本还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地方,徐福到达后,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传播,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蓬莱开放的第一个兴盛期是汉代,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蓬莱做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与泉州齐名的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蓬莱开放第二个兴盛期是隋唐。隋唐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广泛。唐朝,登州港成为唐王朝与日本交流的基地港。遣唐使登陆后,下榻在蓬莱的著名古刹开元寺内。当时,每批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做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从到达到返回,要历经漫长的等待,这期间,蓬莱居住了大量的国外使节和船工,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是中国与外国人员交流最为密切的城市。宋明以及清朝中前期,由于外患,蓬莱成为军事上的要塞,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地位逐步被南方取代,但数以千计的军队驻扎和军事调动,也使蓬莱与外界的接触更加广泛,文化更加多元。蓬莱开放的第三个兴盛期是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后半叶。虽然1852年的《天津条约》开埠的是蓬莱,但由于英国人认为蓬莱港口条件不如烟台,最后开埠烟台,但做为登州府所在地,蓬莱在当时胶东半岛,仍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鸦片战争后,国外文化通过传教士向中国大量传播,登州成为当时国外传教士的重要据点。1861年,美国基督教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在蓬莱创办了登州浸信会,于登州城的北街观音堂建立了教堂,这也是美国在华北建立的第一所教堂。1872年,美国传教士高配第夫妇,于蓬莱画河西侧建基督教堂,当时称为“登州圣会堂”。在登州圣会堂传教的人中,以慕拉第女士在国际宗教界最为知名,慕拉第女士是美国基督教组织第一位派往国外的女传教士,在登州居住长达38年时间。美国传教士还于1864年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堂”。

  综上所述,蓬莱的开放文化,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一直到近代,蓬莱一直是中国中外交流最广泛,开放程度最高的地方。可以说,蓬莱是因港而兴盛,因开放而繁荣,蓬莱历史,也是一个开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