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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2017年04月29日 11:43:33 来源: 新华网

  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 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季老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说:“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求学清华时,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列,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赴德留学,“是为了爱国”。就在德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虽然忍饥挨饿,仍然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鲁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当他的博士考试门门得优,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老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就把爱国精神化成报效祖国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他不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以实践爱国报国的志愿。他为归国3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而自觉满意;他又为上世纪50年代前5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而自责,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学术报国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穿越“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季老语)“文革”岁月,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季老心舒气爽,激情焕发,大展才华,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季老正是这样的品德崇高、个性坚毅的人。 季老是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但是绝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他的性格平和、宽厚、朴实。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而且自我反思道: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每个人都“异化”为“非人”,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还相信“文革”的正确性,“焉敢苛求于别人呢?”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季老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上世纪90年代里,在3位亲人接连病逝,自己疾病缠身的夹击下,发愤著作,完成了《糖史》等3部开创性的文化巨著,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在故乡,季老虽然仅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他始终眷恋着故土。他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曾游历过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胜地,也曾飞抵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饱览过那里的旖旎风光,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乡的普通小村。而且,星转斗移,日月更替,季老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季老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从离开故乡到去济南上小学、中学,再到去北京上大学,去德国留学,再到返回祖国执教北京大学,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季老总是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对故乡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刚到德国哥廷根不久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他在1989年11月写的《月是故乡明》一篇散文中,用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看到的月亮,同故乡的月亮做了比较,他说:"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选"季老忘不掉的,岂止是故乡的"小月亮",他也忘不掉小时候在故乡喝过的绿豆小米稀饭,忘不掉家乡的红枣,忘不掉经常偷偷给他半个白面馒头的大奶奶,忘不掉曾在一块儿玩耍的小伙伴杨狗和哑叭小,忘不掉带着他到地里拾麦子的宁大婶、宁大姑,忘不掉教他认了几个字的启蒙老师马景恭……当然他更忘不掉埋在故乡黄土里的母亲。他在《人间第一爱》这篇短文中写道:"我一生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花前月下,只要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眼泪便立即潸潸涌出。一直到了今天,我已是望九之年,还常有夜里梦见母亲哭着醒来的情况。"其实,故乡里的一草一木,小时候认识的每一个人和知道的每一件事,他都忘不掉,这些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和他写的优美散文中。  

  季老真诚地关心自己的故乡。他对故乡的穷困忧心如焚,他也对故乡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件美好的事物由衷地赞美。他知道,建国以前故乡是山东省最穷的一个县中的最穷的小村,这种状况即使到了70年代也没有根本改变。他曾经说过:"一想到自己的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我就忧从中来,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我为此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见《还乡十记》)他经常向见到的临清人打听故乡的收成情况。季老在散文《听雨》中写道:"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生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他看见天旱就为故乡人民着急,他听见下雨就心旷神怡,他说:"我是乞借春雨护禾苗。"(见《喜雨》)季老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的收成,日日夜夜企盼着故乡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1982年9月,季老回到了故乡。当他看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故乡人民"陡然富了起来","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全身",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他还对故乡的一棵五样松大加赞美,认为一棵松树上同时长出五种不同的叶子,过去不但没有见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他对故乡的烹调技术也由衷地赞叹:"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同时端上来的六个汤,汤汤滋味不同。同行者无不啧啧称奇,认为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的。"他总结说,这次回故乡,"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以上引文见《还乡十记》)季老真正是因故乡之忧而忧,为故乡之喜而喜。而从这一忧一喜中,我们不是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季老心中那一份浓浓的乡情吗?  季老不仅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尽其所能为故乡出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 责任编辑:秦来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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