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历史学家




    人物简介: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

    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

    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其人其文


    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来说,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五四运动总指挥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而在五四爱国大游行中,举着大旗走在北大队伍最前列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史学研究领导者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北大“功狗”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本加厉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他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这位、那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台湾“大炮”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适等好友捐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而他最为人们称道的故事是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袁伟时  《南方周末》)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


    大炮,老虎。一个学者,有这样两个外号,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傅斯年,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主编《新潮》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而享有盛誉。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上午,北京的大学生集会抗议,傅斯年被一致推选为主席。下午,傅主席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如果是你,有了这样的功劳簿可躺,应该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吧?可是傅斯年却不,他认为自己这点功绩根本不值得一提,“幼稚!”幼稚不幼稚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是这种表白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他的本真性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狂傲。一个学生运动的总头子,平时在校园里走路却两眼朝天,谁跟他打招呼,总是爱理不理的,这不是狂傲是什么?

    他也确有狂傲的资本。胡适从海外归来,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从此,傅斯年与胡适,也就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直至终生。

    狂傲之人,难免要放炮和发威。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一高兴就去找老校长蔡元培喝酒。那天是蔡先生带头喝醉了,傅斯年也跟着醉了,之后大伙就开始比赛放狂话,狂来狂去,谁也比不上傅斯年放的炮响,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好家伙,他比秦始皇还狠。这时候,多亏他是在大学里工作,要是在外事部门,这样一番话非引来严重外交纠纷不可。“大炮”的外号不给他,你说是不是都太浪费了?

    大炮在暗室里放狂还没有什么杀伤力,傅斯年炮打孔祥熙才真叫动人心魄。抗战初起,傅斯年就准备弹劾庸劣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他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先生联络,希望共同采取行动。他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就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这只老虎要发威的时候,也是非常有霸气的。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是呢,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周作人即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这个傅老虎一概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这一席话,就把所有的说情者都挡在门外了。

    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身体不行了,虎威却一点不减。他当台大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他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这一点挺吓人的。那会儿的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了。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他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

    放大炮又发虎威,毕竟不是学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后世学者朱宗震先生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评价够高的,傅先生死也暝目了。

    等到傅斯年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的时候,还给世上留了一个故事。1950年12月,他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脑溢血,一昏不醒。之后,“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后经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方才散去。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

    傅斯年死后,胡适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骂胡适了,这一点令胡适无比痛惜。(王枪手  《南方周末》)





    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20世纪初年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影响大而真正识见高的并不多,傅斯年应属其一;但他在史学言说中却是相对“失语”者,尤其是 在中国大陆。近年王?森关于傅斯年的专书出版,重建其学术、思想及其政治活动,傅氏的形象可谓面目一新。可惜此书是英文,大陆稍差的图书馆或不藏,能读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学术功业,其影响应比现在大许多;但由于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陆长期少见,仅近年稍有选本,实妨碍其思想、学术之流传。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虽仍不够全,并略有讹误,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资料。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确,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更重视史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傅先生以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法国史家布洛赫后来也曾引阿拉伯谚语“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以说明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特定时代。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

    那么,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学领域才体现其语语四千年的通达风格呢?其实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便主张历史可“断世”而不必“断代”,且已形成其新颖而明晰的“断世”体系。一般皆知陈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即“种族与文化”,其实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确提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其中国史之“断世”,即“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

    而傅斯年的“种族”概念,其实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故他断言:“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两个“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后者皇室将相多非汉种,更主要的是“风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后傅斯年成为北大教授,上课时仍贯彻这一早年确立的分期观念,其印发的《中国通史纲要》,再次明确“以‘民族迁动’为中国史分期之标准”,而具体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给陈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当然,傅斯年也注意到历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其枝分的标准分别是:上世为“政治变迁”,中世为“风俗改易”,近世为“种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尔朱乱魏,梁武诸子兄弟阋墙、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会,顿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统治者,如高齐、如宇文周、如杨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类之一流,塞上杂胡,冒为汉姓,以异族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时代皆此等人闹,当有其时势的原因,亦当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之表现。”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他早年论证隋、唐皆“外国”说:“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论是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还是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皆当疑而证之。更广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当时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若一般民俗,则“琵琶鲜卑语、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间”,载记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谓中华,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来陈寅恪申论李唐帝室非汉姓,曾引起轩然大波,朱希祖尝力辩其非,盖认为此说或暗示中国人久已无建国能力,当日本侵华之时而言此,太不合时宜。早存此见的傅先生闻此则“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其实陈先生所见者远,在他看来,必知“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而“非华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会制度风气变迁兴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论”。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种族文化融合意义之上,傅斯年看出陈先生所发现者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时代的结构性剧变,即其所谓“时代之Gestalt”。他申论说:魏晋以来“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齐豪强之兼并,调剂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国本由过江之名士,济以吴会之旧门,为社会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边之杂胡,参之中原之遗族而成之社会”,其政体虽与南朝略同,社会成分毕竟有差异。统一之后,“南北门阀各不相下,而新旧又异其趋向”,其终能形成以诸科考试代九品中正的制度,“与隋唐帝室出身杂胡不无关系”。此后科举制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诚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傅先生断定,“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从唐代帝室种族考证“推类”至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科举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笔不易见及。鲁迅曾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一读他人之诗而“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盖心中先有诗,则诗人“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大约总要识力见解相近,然后可产生拨辄立应的共鸣。傅先生能看出陈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广的影响,诚可谓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却常被误解,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其实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将来西伯利亚一带,必多生若干共和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有这样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正因其观察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罗厚立 《南方周末》)


    傅斯年故事:自由不是为了反自由 办报是梦想


    傅斯年故事之一   自由:不是为了反自由


    胡适派知识分子们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学生运动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傅斯年 (1896~1950)是什么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汉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终身所长,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 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一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奉为上宾的社会名流,把蒋介石的两个行政院长 (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忆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尽管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对这份杂志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领导了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然后他就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傅斯年第二次同学生运动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广州,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势同水火,4月政变以后执政当局横暴地捉拿学生。当时,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 和中文、历史两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是坚决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对的第四次学生运动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对1945年学潮的处理。傅斯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1月25日,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 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恢复常轨。”“总括说:(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傅的态度:

    1.对抗当局的横暴,救助学生,显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色。

    2.反对学生陷入政治斗争,力求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学的整顿,认为在结束学校混乱状态、改进教学等方面的确起过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体现着胡适派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中国学生运动的反思。

    他们认为,学生干预国事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频频发生的学运已经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动辄罢课,学业损失太大,对大学和国家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有两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是这些意见同流行已久的对中国学生运动一味歌颂的习惯大相径庭,它对人们反思历史,认识已经深入中国社会骨髓的反自由的极端思想十分有益;二是如何让中国人真正养成民主、自由的习惯(其应有之义是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暴民专制,不正是“五四”以来各种极端思潮的流毒吗?


    傅斯年故事之二  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 )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更加肆意地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恶果历历在目;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傅斯年故事之三  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们的皇皇大文,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支持。

    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们尽管一再受挫,但办报办刊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地发表言论:“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 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汪、蒋虽然没有因而迫害他,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他们后来或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 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是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可是,在当时那样的专制制度下,舆论的压力又是有限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统治者对这些诤言有时不得不听,有时不但不听还视若寇仇,而总的说来还是无视民意的情况居多。因此,他们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传承的文本,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当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依然无补费精神!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而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它的结果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完) (文/袁伟时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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