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杨振声,中国现代作家,新文学运动初期涌现出的重要小说家之一,杰出的教育家。
    1890年11月24日生于山东蓬莱县水城镇一个地主家庭,1956年3月7日病逝于北京。
    杨振声字金甫,亦作今甫,曾用笔名希声。他的家乡蓬莱水城是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操练水师的地方,他小时常去看遗留的大铜炮,激发起他的爱国感情。少年时又生活在海边农村,渔民们的不幸命运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扎实的生活基础。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受《新青年》影响,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回忆五四》)1918年秋,与傅斯年、罗家伦筹备成立“新潮社”,为新潮社主要成员和《新潮》杂志编辑部主任。从1919年开始,他连续在《新潮》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他曾是学生联合会四名代表之一,到警察总署抗议,与反动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逮捕关押一个星期。1919年底,赴美国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从美国回国,致力于教育工作,先后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校长。任教期间,主讲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小说作法等课。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注意网罗人才,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1933年起受教育部委托,由朱自清、沈从文协助,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个时期,他教学之余,仍致力于文学创作,除写作小说外,还创作了不少散文。1924年创作的《玉君》是其代表作,是继《阿Q正传》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1925年2月出版后轰动一时,一年内再版两次。《玉君》写一个少女周玉君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三.一八”惨案后,创作小说《阿兰之死》,揭露了北洋政府的残暴;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后,创作《济南城上》,歌颂了不畏强暴的热血青年。30年代所创作的《抢亲》、《报复》、《抛锚》等以渔村贫民生活为题材,展现了地方风俗。《报复》写得尤其优秀,主题独特,人物性格鲜明。抗战爆发后,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后继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2年起,主编《世界学生》杂志(后改名《世界文艺季刊》)。抗战胜利后,主持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任中文系教授。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联系现实斗争的杂文和文学评论。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创作部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他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素负盛名,他学识渊博,性情温和,为现代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品虽不多,但涉及各个文艺领域,且小说创作成就突出,“不愧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先驱者”。(萧乾《我的恩师杨振声》)

   ◆ 时代人物:
    沈从文与杨振声
    沈从文步入文坛后,与他交往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胡适、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比沈年长十岁左右,大多是回国不久的欧美留学生,在学术文化界十分活跃,是主流社会中颇有影响的一代。二是胡也频、丁玲等文学青年。他们年纪较轻,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阅世不深,却愤世嫉俗,思想激进,是富于文学才华和革命理想的一代。从年龄、经历上看,沈与后者感情接近;但是就思想、个性而言,他又与前者志趣相投。因此,当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害、丁玲返乡、而他自己也被武汉大学解聘之后,“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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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物寻踪:

    寻访杨振声故居

    一个飘着牛毛细雨的夏日,记者踏上了寻访杨振声故居的路。
  站在大学路上,向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望去,那些老楼掩映在法国梧桐和雪松组成的层层绿阴中,庄严而肃穆,无言,自有历经岁月沧桑的美。面对见证一个城市发展的老楼,记者仿佛从现实进入历史的隧道之中,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等学者任教的青岛大学。
 从大学路上一拐,就到了黄县路。黄县路是青岛典型的老街,清净,凉爽,地形起伏,有着交响乐的旋律。红瓦的老楼和小院的树木特别富有韵味,有的墙皮已经脱落,斑斑驳驳,显露出时间的痕迹。支撑起阔大绿阴的梧桐,爬在院墙上的蔷薇,院子角落的几株竹子,开着米粒般大小黄色小花的冬青高出了院墙,让人感受到青岛小街的幽静,蝉的鸣叫时隐时现,这些花草树木营造出庭院深深的感觉。小街潮湿,有几位老人坐在林阴下的马扎上乘凉。

  顺着门牌号一一找过去,在一个路口看到了黄县路7号,这里就是杨振声的校长官邸。当年,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就住在这里。
令人遗憾的是,不知什么缘故,黄县路7号并没有像梁实秋故居那样有一个黑色的大理石的铭牌。杨振声已经被人遗忘。尽管他从黄县路7号到国立青岛大学的足迹留在历史之中,假如没有记忆和纪念,这一些也会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 “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杨振声在青岛和朱自清的诗)杨振声只客居青岛两年,这两年,在他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对作为教育家的杨振声,是最辉煌的时刻。他一生除了在大学担任教授,就是默默无闻地编撰教科书,为民族的教育做工作。正是在他的努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之下,把青岛大学建成了一所有实力和规模的大学,给青岛带来上世纪30年代文化的繁盛。今天,青岛的海洋科学的龙头地位,还应追溯到杨振声身上。
 两年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对于杨振声而言,在动荡的时代里奔波,上下求索,青岛的一切好比雪泥鸿爪。我们试图在杨振声的雪泥鸿爪中感受他的功绩和风采。在百花苑里,有杨振声的塑像,面对大海,可以听到大海的波浪,那声声不停歇的波涛之中,有他们那一代人的教育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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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历程:

    杨振声:不可抗拒的魅力  

   1930年,杨振声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校长。于是,国立青岛大学与杨振声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于是,青岛由于这个人和这所大学,便与当时国内活跃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年,杨振声刚好40岁。40岁的杨振声,已拥有了留美和在几所院校任教的背景。

    如果说杨振声在几个院校的任教还只是他由文学家进入教育家行列的初试阶段的话,那么在国立青岛大学的任职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才能。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办学经费年仅40余万元,只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经费的1/3或1/4。杨振声注重节约开支,勤俭办学,两年中节省经费45万元用于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购置,改善了办学条件。他坚持从严治校又作风民主,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系科的设置宁缺勿滥而决不凑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曾有设立历史系的计划,因聘不到好的中国史教授于是果断停办。

    杨振声是蔡元培的门生,所以,他带到青岛的首先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和求贤若渴的热情。杨振声一到青岛,便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聘请了大批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赴青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在创建后不久,就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他曾亲自赴沪邀请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此外,闻宥、游国恩、沈从文、任之恭、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那时候的国立青岛大学精英云集、名人荟萃,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

    杨振声对学校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他主张:“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的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他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应了他的邀请,声名显赫者的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都曾作客国立青岛大学讲学。一时间,国立青岛大学英华蕴聚,学术空气浓厚,学校声誉日隆。

    在青岛任职期间,杨振声还对本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主张:“……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杨振声的这番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做出了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了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为人坦率正直,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周身散发着耀眼的人格魅力。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文人喝酒,寂寞孤单时喝酒,郁闷愤慨时喝酒,豪情万丈时喝酒,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

    然而,青岛和国立青岛大学提供给杨振声施展教育才能的时间过于短暂,杨振声的更多的关于国立青大发展的卓识,很快就失去了试验和验证的机会。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得到北平学生的声援,规模越来越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杨振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尽管南京和青岛都极力挽留,但是杨振声去意已决。此后,杨振声的身影便在青岛逐渐隐去了。(中国教育在线  作者 海文)

       人物印象:

    杨振声:被遗忘的思考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教育家,山东蓬莱人,曾任教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留给人们的记忆,多半在教学之外。

    在青岛市黄县路7号的住处,他的形象被定格成“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热情接待前来拜访谈天的教员,“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

    杨校长豪饮的场面,更是被人津津乐道。他纠集校中一帮教授,自称“酒中八仙”。每次聚会,喝的都是30斤一坛的花雕酒,一直要到夜深才散。据说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他们划拳比酒的情景,大吃一惊,连忙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而回京不久,胡适就写信给梁实秋:“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

    在梁实秋笔下,这个山东汉子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谈吐却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的风度“令人不可抵拒”。另一名记者则干脆说,他能让人产生“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师承蔡元培,效法“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经他邀请,闻一多、黄敬思、傅鹰、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名家纷纷前来任教,青岛大学声誉日拢以至有评论称,他凭借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造就了该校校史上一段难以再现的盛况。

    杨振声的名士风采因此为许多人熟知。人们回忆他与儿子划拳的童心,回忆他独自赏樱花的浪漫,回忆他“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的放达。

    有意无意间,关于杨振声的另一些记忆,似乎正在被遗忘。一名久居青岛的学者认为,对杨振声,人们忽略了一些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正如,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内的杨振声,清晰地展现了他与以前那个自我之间的“断裂”。

    之前,杨振声作为学生运动的进步代表、五四运动的活跃青年被历史记录。而当青岛大学的学生们爆发运动,甚至集体南下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杨振声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进行劝阻和压制,一再强调学生的爱国行为不要超出学校范围。当事态越发不可收拾时,他主持校务会议,主张对为首的学生进行处罚,因此遭到学生的敌视。最后,杨振声主动请辞校长职务。

    他的辞职,在朋友看来,是“引咎”。梁实秋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因此面对如疾风暴雨的事变,心中苦闷。

    然而有学者则认为,除了校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对的姿态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化,未尝不是杨振声对自己以往激进立场的一种否定。

    这种“断裂”,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新文学的态度上。

    研究者发现,作为“新潮社”的骨干,曾经创作出若干新文学作品的杨振声,逐渐开始反思“五四”的文化意义。

    “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表示,但这种改变“主要是工具上的”,“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而内容上却仍然“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据此,他认为“自‘五四’以来,30年中的文学……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他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一文中表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最后,他把这种倾向总结为“有点奴性的崇拜”,并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他认为,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

    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批判在表层上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在更深层面上,这不失为一种独立的思考,值得后人分析。

    不过,在不久之后的“三反”运动中,杨振声被定为“学阀”,接下来的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未容他将这种思考继续下去,而是将其掩埋在了一个大学校长的风流往事里。(来源:中国青年报)

制作:新华网山东频道      责任编辑 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