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献唐(1896~1960),中国现代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原名琯,号风笙,以字行。其父王廷霖是当地名医,酷爱金石文字之学,王献唐自幼受到熏陶。

    王献唐早年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土木工程系及礼贤书院文科。1917年应天津《正义报》之请赴天津,为该报翻译德文小说。1918年至济南,任《山东日报》和《商务日报》编辑。1922年底,中国政府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王献唐作为接收代表到青岛参加接收工作,并留任胶澳督办公署帮办秘书,次年任财政局股长。1924年,与青岛礼贤书院苏保志(德国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德学社”,以研究文学、哲学为目的,主要翻译中、德两国文艺、哲学作品。是年夏,王献唐著《公孙龙子悬解》一书。1929年起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齐鲁大学讲师,创建山东省图书馆协会,创办《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蜚声国内。还参与山东古迹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促成城子崖、两城镇、安上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及山东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自始至终参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免遭侵华日军的劫掠,亲自将山东省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古籍辗转运往四川乐山,使一大批齐鲁文萃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当时任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1948年返鲁,复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1960年11月病逝于济南。后葬于青岛,位于康有为墓东侧。

    王献唐精研图书馆学,长于音韵、金石、版本、目录之学,诗、书、画、印,造诣亦深。主要著作有《长安获古编校补》、《古代货币甄微》、《五镫精舍印话》(又名《钵印典录》)、《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等。编辑的书籍有《双行精舍石文》、《两汉印帚》、《齐鲁陶文》、《百汉印斋丛编》、《寒金冷石文字》等。经后人辑录的有《双行精舍书跋集存》、《顾黄书寮杂录》等。

    

     人物故事:

    一代国学宗师 王献唐     

    他是一代国学宗师,一生涉猎历史、考古、金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多种学科领域,均卓有建树;

    他于诗、书、画、印等传统才艺亦功力深厚,可谓无学不涉,涉无不精;


王献唐雕塑

    1958年,郭沫若来济南视察时,曾亲自登门去拜访他,并当面尊称这位比自己小十几岁的齐鲁学人为“王献老”。

    他为抢救山东地方文献不遗余力,奠定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抗战期间自筹运费亲自押运十余巨箱馆藏精品至四川乐山;

    他嗜书如命,一生收藏无数,然于生前身后却将大部珍品捐给了国家……

    ·幼喜聚书 壮而弥笃频年四方 随在搜集

    王献唐先生从幼年时起,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贯视读书、聚书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在1930年的一首诗中写道:“幼喜聚书,壮而弥笃。频年四方,随在搜集。裒其所藏,约五万册。”表达了他在青少年时代喜爱读书与藏书的执着之情。因为爱书,故书肆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如当时的济南芳润阁书肆,因累年收蓄颇有残缺善本,他“时喜过从,翻检其架上之丛残,尘灰渍手如漆不顾也。”

    他自称“嗜书如命”,每得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爱不忍释”。有一次,他从书肆中偶得一本汪氏刻《声类四卷》(钱大昕撰),自言“如枯肠获酒,欢喜无量”。因此书略有残,当晚,便“篝灯重装之,蚊声如市不顾也”。

    为广罗图书,他还常同肆人及朋友“以书易书”。有一次,他去表兄李枚生家,其表兄向他出示清陈婉俊辑、咸丰六年灿花阁刻本、李肇 祥点《唐诗三百首补注四卷》,请为其题署。他见此版本“词旨既精,书法亦妙”,心中甚是爱慕。于是,便不顾自己以往“书不强取”惯例,遂将此书“攫为己有,怀袖而归,后以别书易之”。

    他还常用旧报纸从“打鼓担”处换书,虽时为贾人于秤上所坑骗,但却从不计较,并常自得其乐。如有一次,一位姓吕的贾人,拿来三册有正书局影印拓本,自言重二斤半。按时值,先生以四斤旧报纸易之,吕贾“大喜而去”。过了几天,先生的侄子来看他,见到所换之书,用秤一过,只重一斤半。对此,先生不以为然,并于书跋中题曰:“俗云吃亏人常在,余之常在必矣!亦大喜”。

    王献唐先生为搜集图书,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有时甚至“典衣购书”。他只要见到珍、善本书,必“顷囊得之”而后快。 

    ·抢救地方乡贤著作保护祖国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读书人喜欢藏书,并不足为奇,但能终生不懈地为国家收藏,并以献身精神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那就难能可贵了。王献唐先生从1929年主持山东省立图书馆时起,就着意广泛搜罗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他在给好友傅斯年的信中,曾谈到其搜集计划:“先求乡贤著作,无论已刻、未刻,俾藏馆中”。当时由于时局混乱,大量珍、善本典籍散失民间,亟待抢救和保护。为此,他“昼夜忧思”,千方百计,历经磨难,搜集民间藏书。对抢救山东地方文献,如潍县陈氏斋藏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明清山东名家手泽等,尤其不遗余力。众所周知,海源阁是当时最有名、珍藏宋、元善本最多的私家藏书楼。1929年,在流寇王金发、王冠军洗劫聊城的匪乱中,海源阁藏书遭到严重损失,许多珍、善本图书被焚毁或流散。为防止流失海外,王献唐先生到处奔走,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助抢救劫后图书。不久,省政府组成“海源阁藏书清查委员会”,并责请他带领人员赴聊城,调查了解海源阁藏书遭劫情况。他还亲临“冷摊僻市”,拣其丛残,并“时有所获”。经王献唐先生的不懈努力,原海源阁所藏如唐人写本《冠子》、宋版《韦苏州集》、元刊《韩昌黎集》、黄荛圃手校《穆天子传》、顾千里校《说文系传》等一大批珍、善本图书,均于劫后得以收藏保护。


位于青岛的王献唐故居

    山东省立图书馆经王献唐先生的苦心经营,数年内藏书大富,由其任职前的62,770册,增至“七七”事变前的218,000册。其中善本书达36,000册。该馆一时蜚声海内,成为当时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大馆。

    “七七”事变后,华北危机。王献唐先生为使馆藏珍贵图书文物免遭战火焚毁和落于敌手,毅然决定将其转移至大后方保存。他选取馆藏珍、善本图书及文物精品装成10余巨箱,自筹运费,只身率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工人李义贵,别妻离子,辗转万里,运至四川乐山,存入大佛寺天后宫中。在川期间,由于图书馆失去建制,经费来源断绝,他就利用去大学兼课的收入,维持日常开销。他们经常要躲避日军的空袭,常年流离于崖洞佛寺,“虽衣食不继而志守弥坚”。先生的住室命名为“那罗延室”,“那罗延”系梵语,为金刚坚牢之意,借以表达其矢志守护国家珍宝的坚定信念。

    解放后,这批历经磨难的文化瑰宝,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它的故乡济南。

    ·读书无以数计撰著千万余言

    从童年时起,王献唐先生就养成了天天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一年四季,雷打不动。甚至在给他父亲守孝之时也是手不释卷。当有人对此不理解时,他说:“我要把悲痛化为读书的动力”。他平时白天忙于工作,读书、写书只能在晚上进行,经常是通宵达旦。有时读书读到佳妙处时,竟“不知身在人世间也”,由此可见其颠倒陶醉于书海之态。凡他喜欢的书,总要反复研读,如《庚子销夏记》(八卷),他就先后读过四遍。在外出游览时,他也从不放过读书的机会。如一天午后,他一时兴发去游览千佛山。当路过南门里书肆时,便进去买了一本《孙文定公南游记》。一路上,“风吹衣举,且行且读,既尽数十页,已达寺中”。待登到山上石刻处,累得满身大汗,刚于石边坐下,便又“展此书读之”。下山时乘车,在车中又“续续读之”。回到住地时,一卷游记“已翻阅竣事”。

    王献唐先生一生经见之书,无以数计。披阅之后,“偶有所见,随笔录卷首”。经他校勘题跋的书,有近千种之多。他的书跋,都是其读书心得,没有以往版本目录著作所常见的簿录气味,而是面目一新,别具一格。考较严精,一丝不苟;文笔纵横,妙语天然,堪称学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

    王献唐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仅专著就有60余种,连同书跋、书序、论文、杂著及日记等,约有千万余言。遗憾的是,在其生前,仅出版过《黄县 器》一书,而先生的其余书稿,均未能得以付梓面世。20世纪80年代初,齐鲁书社曾组织专家整理出版《王献唐遗书》。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上、下卷)、《山东古国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等14种,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希望先生的其他书稿也能尽快得以整理出版,以满足海内外学者的渴求。

    王献唐先生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王廷霖是清末庠生,师承当时著名学者许印林先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金石学家。先生谨遵祖训,一生不求仕途功名,志心继承家学。

    1922年,中国从日本人手里收回青岛时,年仅25岁的王献唐,曾作为当时的接收代表被留在胶澳督办公署任秘书。因他对从政不感兴趣,就利用一切闲暇之时,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国学研究,并继他的处女作《公孙龙子悬解》(六卷)之后,又完成了《两周古音表》(一册)和《宵幽古音表》(六册)等书稿。1928年,他因被怀疑有泄密之嫌,于是不辞而别,弃政从文。

    他在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正值馆内百废待兴,虽然整日公务繁忙,但却从未脱离他所喜爱的专业与学术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兼任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与秘书,并与当时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共同领导和参加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其他重要遗址的调查,从而为山东的科学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任文管会副主任期间,他置身体常年患病于不顾,一心致力于山东文博事业的建设。他经常勉力下乡进行实地考察,甚至不畏艰险,数次徒步登上齐长城的双雄山和凤凰山等遗址。有一次入墓穴勘察,不小心碰折臂骨,但他仍忍痛坚持不下火线,直至完成勘察任务。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成立,他亲临一线主持该馆基本陈列的筹备工作,从陈列大纲、版面文字、乃至每一件展品的选定,他都亲自把关与定稿。展览开放后,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观众的好评,该馆也被文化部评为“红旗馆”,成为当时全国地志博物馆的学习榜样。

    在生活方面,他非常艰苦朴素,衣食住行,从不讲究。他喜欢喝茶,但从不喝好茶,平时只喝茶叶末。他身高1·88米,常年穿一件灰色旧大褂,戴一顶土耳其帽。一生从不穿皮鞋,只穿布鞋。他因脚大难配鞋,平时习惯将鞋穿成“拖鞋”。有一次,他在鲁故城遗址勘察,路上嫌鞋挤脚,便又重操“故技”,拖拉着鞋走路。但因路不平,鞋老是掉,于是,他索性将鞋脱掉用手提着,光着脚在野外完成了勘察任务。他的这段趣闻,曾一度在省直文化系统传为佳话。

    王献唐先生为人真诚,性格爽朗乐观,说话风趣幽默,甚至其文风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正如他的好友、已故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金石学家唐兰先生回忆说:“先生常以长条粗黄纸作信笺,讨论学问,剖析细微,见解新颖,而墨书清丽,文词庄、谐并出,如其为人”。1958年,郭沫若先生来济南视察时,曾亲自登门去拜访他,并当面尊称“王献老”。由此可见,他的为人及在学术界的影响是非同一般的。

    王献唐先生热爱祖国的文化事业,不倦不悔,淡泊名利,无私奉公。自己一生所钟爱与收藏的图书文物,生前大部分捐给了国家。逝世后,其亲属又遵嘱将其包括部分书稿在内的大宗珍品,再次捐给了国家。(常夫 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省博物馆研究员)

    

制作:新华网山东频道      责任编辑 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