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上亿元，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院长厉建中日前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法庭上，厉建中痛哭流涕，称“自己是有专业的人，还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希望能够得到宽大处理”。于是刘晓蓉在《民主与法制时报》上撰文指出，对科技精英犯罪应“法内开恩”。比如，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而他们曾经作出重大贡献，应适用相对轻缓的刑罚。而被羁押期间的发明创造，更是法律认可的立功。    

    但笔者认为，呼吁对科技精英犯罪“法内开恩”是一个危险信号：

    其一，以牺牲司法正义与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对社会普遍公平与正义原则的突破。其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一些劳苦功高的人或者才能卓越的人对法律的敬畏感降低，甚至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宽容厉建中一个人就等于纵容一大批人，而其间接的后果可能是，法律的尊严被严重损害，法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这种危害岂是一两个厉建中所做的贡献能够弥补的？

    其二，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并不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就像“一贯遵纪守法”是公民应具备的基本法治观念，不能成为减轻或免除罪责的法定条件。而具体犯罪情节与立功表现才是决定是否从轻、减轻刑罚的酌定情节。而被羁押期间的发明创造，不是判决阶段的量刑的酌定情节，而是判决后服刑改造阶段减刑的依据，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

    其三，厉建中曾经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功”，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这是“过”，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法律上没有“以功抵过”的法理可言，否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无从谈起。

    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军令，失守街亭。诸葛亮为“明正军律”，决定斩马谡以服众人。这时参军蒋琬劝诸葛亮刀下留人，诸葛亮涕而答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

    当然，笔者也希望在人才尤其是尖端人才匮乏的国情下，对尖端人才有一些特殊的政策，让厉建中们以一种感恩的心情继续从事科研事业、继续用他的知识服务社会造福百姓。我也希望韩国民族英雄黄禹锡、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和“导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贡献，造福于世界。但是，法不容情，法律永远是个令人遗憾的事业。 杨立波（湖北　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