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德国审判长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坐堂断案”。同一起故意杀人案，中德两国的法官先后根据自己的法律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据说这是中德开展司法合作的一部分。（8月17日《南方周末》）

    但这种国家间的“同堂会审”，很直观地将双方的审判程序展现出来，有助于两国间的司法交流和法律融合。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近代以来，在大量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中国法律制度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型，法律移植成为增进制度嬗变的主要通道。然而，在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采取的都是理论和制度上的直接引进，而对于国外制度实践的认知，仅局限于学者的视野。对于本土国民而言，移植过来的制度在国外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其背后蕴涵着何种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却不得而知。这使得我们移植过来的一些法律制度，很难快速地适应本土环境，甚至在实践中“走样”，不能达到事先期待的效果。

    其实，法律移植如同瓜果嫁接，只有熟悉彼此的习性和生存环境，才能实现增质性嫁接。它不仅需要立足于本土资源特点和人文环境，还应深谙该种制度在国外成功运作的实践背景，才能避免法律嫁接的错位，并成功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法治精神，而这正是法律移植的内核所在。

    此次中德“同堂会审”，通过对相同案件的审理，不仅可以对中德双方在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司法原则以及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地位作用等进行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各种细节的捕捉，窥探出他国司法制度运作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这有助于我们司法人员改变传统的法律观，增强操作先进司法制度的“内功”。

    例如，我们通常以为大陆法系的国家一般采取纠问式诉讼模式，法官在庭审中起主导作用，控辩对抗较弱，所以对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并不是很注重。但这次庭审中，中方审理时，被告人坐在中间，面对法庭，控辩双方分列两旁；德方审理时，被告人和辩护人是坐在一起的，这使他们能及时地交流。这种不同位置编排的背后，其实折射出法官对被告人权利的不同态度。“对于被告人，有100%的律师为其辩护，有中立的法庭为其判决，有50%的检察官为其工作。”德方主审法官的话道出了其对于被告人权利的极度尊重。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在宏观的制度移植中很容易被我们漠视，但正是这些细节，才汇合成了某一项制度运作的实践链条。对链条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捕捉和观测，正是我们将移植的法律制度进行成功改造的基础。一言以蔽之，捕捉实践的细节方能感受“法律移植”之美。（陕西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