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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常用"山东大汉"形容山东人

2017年08月23日 17:43:19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员辽阔,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譬如一提山东人,人们大抵会浮现出“山东大汉”的形象。那么大众心中对于“山东大汉”孔武有力、粗犷刚烈的印象,究竟从何而来呢?

    变幻的脸谱

    有意思的是,就像川剧的绝技“变脸”一样,一个地方的地域脸谱,往往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在今人眼里这一吴侬软语盛产才子佳人的文弱之地,偏偏在春秋年间以尚武著称,所谓吴人“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直到西晋时期,在朝廷眼里仍旧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这与今天俚俗所说“一车徐州人便可以打遍苏州无敌手”简直就是判若两地了。

    山东的情况亦是如此。与如今“山东大汉”的朴实忠厚、诚实守信形象相比,秦汉时期的齐国人则就有些“多变诈”了。变有变化、权变、随机应变之意,“诈”有欺骗、假装、狡猾、诡谲的意思。《说文解字》:“变,更也”,“诈,欺也”。“齐人多变诈”意即当时的山东人惯于权变诡诈。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汉之际的名将韩信就认为“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百年之后的班固在《汉书》则首创“地理志”的体裁,专门用以记载当时的山川郡县、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内容,为以后正史所沿用,成为人们了解古代风俗民情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而在《汉书》里,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就是“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齐地人为人行事大多言行不一,狡诈无情,这与“齐人多变诈”实质是一回事,也着实令今人大跌眼镜。

    《海上牧豕》,清,吴友如,描绘公孙弘(西汉菑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少年家贫,牧豕海上的情景,公孙弘于公元前124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时人汲黯认为其言行不一的作风为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

    《汉书》还记载了一个公孙弘(西汉菑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的故事,此人于公元前124 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汉代丞相封侯自此始。他与汲黯(河南濮阳人)经常一起向汉武帝奏事,事前两人私下协商统一意见口径,但到了朝堂上却发生了变化,公孙弘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理,只说些汉武帝喜欢听的话,而不顾以前与汲黯等人协商好的意见,所以,汲黯气急之下当场责问公孙弘说:“山东人惯于欺诈而不讲情义(齐人多诈而无情),开始我们一起商量好的意见,现在都变卦了,实在是不讲忠信。”看来公孙弘言行不一的作风在汲黯眼里就代表了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一直到了唐代编撰的《隋书》里,魏征在照抄了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说明直到隋唐时期世人对山东人的观感也没什么两样。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眼中的山东人总算不再以“多变诈”著称,这可能与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换有一定关系。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明代后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经写过一本《广志绎》,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故而《广志绎》此书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同时代的《徐霞客游记》强。

    这本《广志绎》说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又说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但从书中对各省评头论足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在说到青州府(今山东潍坊一带)的时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习乱”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大约有那么一点尚武之分,不过也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苏州人褚人获(字稼轩)也写过一本《坚瓠集》,所谓“着坚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见异闻事,所载略备”。这本书里收录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间对各省人的绰号,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称呼江西人是“腊鸡”,原因是元时江西人常以土产腊鸡作为礼物送人,后来成为南方人的诨号。浙江人则叫“盐豆”,以盐豆下饭,自然是讽刺过于节俭(吝啬)。《坚瓠集》也没有放过山东人,大号曰“胯(侉)子”。这个词本指口音与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苏、皖北部还很常见;结果在明代变成了山东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山东大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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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夏莉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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