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通志》总纂孙葆田

    孙葆田，字佩南，荣成埠柳镇不夜村人。他在古文、经史、教育诸方面都颇有建树，是一位闻名鲁、皖的学者和"清官"，晚年因总纂一部很有特色的《山东通志》而享誉后世。

    道光十二年（1840），孙葆田出生于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其父孙福海，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至湖北兴国知州，留有《之游睡余录》等著作。其兄孙葆源，同治年间贡生，官至江苏知县。其弟孙叔谦，同治年间举人，官至河南光州知州，廉政爱民，政绩斐然。另一弟孙季咸，同治十二年拔贡，虽未出仕，但经史之学很有根底，是清末山东的知名文人。孙葆田之所以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清官"和学者，与他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孙葆田"少嗜学，笃好左（传）、国（语）、韩（愈）、欧（阳修）、苏（轼）之文"。7岁那年夏天，他陪父亲在堂前乘凉，父亲吟诵"五大为天地君亲师"上联，命他对下联，孙葆田应声答道："一生守仁义礼智信"。父亲听罢大喜，连连夸儿子才思敏捷。孙葆田13岁时，其父任湖北某知县，他得以跟从武昌著名桐城派古文家张裕钊学古文义法，从此，古文功底日益见深，文名也随之大振。当时高密大儒单为在济南泺源书院讲学，孙葆田慕其人，东归济南，跟随单先生学习经史之学。同治九年乡试，孙葆田考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吏生涯。

    光绪八年（1882），孙葆田被选授安徽宿松知县。光绪11年，调合肥知县。合肥乃大学士李鸿章的家乡，其亲属、子弟颇多。他们中有的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地方官往往不敢处治。孙葆田下车伊始，"一以公明处之，皆不敢以私" 。时有县民某因欠李鸿章仆人（随从）的田租，被债主唆使侍从殴打致死。孙葆田闻后大怒，立即赶到现场验尸。当时，现场有众多民众围观，都担心县令为豪强胁迫而验尸不公。为了保证查验准确，孙葆田喝令仵作曰："敢欺罔者论如律" 。遂依法验得系殴伤致命。凶手上前申辩，孙葆田下令痛打，民众"踊跃欢呼"，无不拍手称快，皆谓"包龙图复出" 。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孙葆田秉正耿直的性格，必然受到同僚的陷害和豪强的怨恨。不久，即有御史弹劾孙葆田诬人死罪，诏命安徽巡抚陈彝予以惩治。至此，孙葆田看透官场腐朽黑暗，决意不再涉入。于是，"引疾"归里。过了数年，安徽欲清量民田，巡抚福润写信调孙葆田主持该事，而他却坚辞不赴，还写信分析清量民田的弊端。从此，孙葆田"既以文行著称，又以强项名天下" 。孙葆田"引疾"辞官后，寄居潍县。潍县被郑板桥誉为"小苏州"，城内热闹异常。而孙葆田到潍后却足不出户，闭门潜心学术研究。期间，写了大量有关经史的文章。不久，山东巡抚张曜慕其名，聘他为济南泺源书院主讲。这是一个费心而薪薄的差事，但却可以将满腹才学传授给人。孙葆田慨然前往，他以"敦本务实，毋空谈经书"为教育宗旨，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他的学生考中举人者甚多。后来，他的弟弟孙叔谦到河南光州任职，他前往探视。河南大吏知道后，恳留孙葆田在河南大梁书院讲学。大梁书院是一所颇有名气的书院，"戊戌变法"以后，兴新式学堂之风遍及全国，大梁书院也改称"国文大学堂"。孙葆田以渊博的学识和令人敬仰的品格被聘为该学堂监督（相当于大学校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孙叔谦卒于光州任所，孙葆田护其丧归。又过了几年，孙葆田的独生儿子夭折，孙葆田全家回到潍县。这时，孙家的生活处境已十分艰难，但他"处境益窘而节益介"。不少封疆大吏先后请孙葆田前往为官任职，均被婉言谢绝，誓不染指官场。巡抚张曜重其学行，奏请清政府赐五品卿衔。

    孙葆田"伟躯干，修眉广额，举止庄重，虽盛夏长服不去身" 。每日天未明，即起床秉烛读书。平日不苟戏谑，然与朋友谈俗道故，娓娓千言不倦。有来请业者，循循善诱，必使其心悦意解而后已。在京都时，惟与王懿荣、王守训等知名学者友善，以道义相砥砺。

    孙葆田心地善良，慷慨好施，凡所得收入，除为兄弟修缮房屋和赡养寡弱者外，余下的皆用于救济贫寒者。又好刻古籍以飨后人，如《孙明复集》、杜氏《春秋会义》、黄氏《读礼日抄》、赵氏《孟子注》等书，他皆节衣缩食积资刻印。

    孙葆田一生著述颇多，可惜多散佚。现存的主要收集在《校经室文集》内，包括序、跋、志、表、传、记等文体，约80篇，基本体现了孙葆田文章的学识和风格。由于内容多属清末山东名人的序、传、志之类，且态度严谨，所以史料价值颇高，宣统《山东通志》和民国山东各县志多取材于此。

    孙葆田作为近代一位著名学者，最使人称道的还是他耗尽晚年心血总纂的《山东通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我国修志的鼎盛时期。然而，山东却因自然灾害及兵燹，修志之事无人问津。自雍正年间修《山东通志》以来一百多年，竟没有一部新《通志》，这与灿烂的齐鲁文化极不相称。

    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聘孙葆田为总纂。为此孙葆田在人员物色和资料汇集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不料，张曜病逝于任所，修志一事从此搁置了10余年之久。光绪25年（1899），孙葆田应河南南阳知县之邀，为《南阳县志》纂定凡例，定稿后，又进行修志。这部《南阳县志》问世后成为近代地方史志中的佳作，尤其在该序中，孙葆田提出应把志书划归"政书之类"的见解，对现代修志仍有启发。光绪三十一年（1905），杨士骧任山东巡抚后，重整修志局，任命孙葆田和法伟堂为总纂。孙葆田由潍县赴济南，与著名学者法伟堂"商定略例，访求通才相助"。不久，法伟堂病逝，孙葆田"独为其难"，承担起总纂的重任。为成此志，他呕心沥血，常常处于"欲进则未能，欲退则未可"的艰难处境。在资金短缺"办事艰难"的条件下，孙葆田不拿半分稿金却四处访求博学之士，在与众反复磋商之后，拟定出《山东通志》的编纂方法。他给自己提出"后胜于前"的修志要求；对共事者则希望不要计较"利之厚薄"，而要"俯首以从事于文字间"，以期修出一部可供后人借鉴的高质量志书。宣统3年（1911）,长达200卷的《山东通志》终于完稿。但孙葆田却因编纂该志而积劳成疾，更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新志刊印，就于1911年正月初一猝然病逝。

    孙葆田总纂的《山东通志》约620万字，刊印后装成128册，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它的刊印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山东通志》的集大成者，对研究山东地方史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