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

    1898年11月17日，一名英国的年轻人，怀着殖民的梦想，踏上了去往中国的航程。后来，他竟大异其趣，终生迷恋中国儒学并极端蔑视西方基督，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异类，更因一度出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帝师而名扬一时，被现代史家视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位洋人之一。他就是英属威海卫租借地末任行政长官庄士敦。

    1874年，庄士敦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

    在苏格兰，庄士敦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然而，身为律师的父亲整日热衷于商业投机和酗酒，母亲则长于挥霍而拙于持家，争吵成了家常便饭。这个"由酒鬼和金钱挥霍者组成的令人丧失斗志的家庭"养成了庄士敦孤僻叛逆的性格。

    19世纪末的英国已经占有并继续致力于扩大海外殖民地，由此为英国年轻人提供了大量待遇优厚且稳定的就业机会。对于庄士敦而言，更重要的还有可以籍此远离家庭。1898年，经过激烈角逐，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香港。

    到港后不久，庄士敦便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港督卜力和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骆克哈特的赏识，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港英政府的一名正式官员，并由立法局文书迅速升迁至辅政司助理和港督私人秘书。对于庄士敦而言，更重要的还是他与骆克哈特的相识。

    骆克哈特又名骆仁廷，在港从政多年，通晓中文，熟悉对华事务，是有名的"洋儒生"。同为苏格兰人的骆克哈特对庄士敦这位小老乡关爱有加，不仅勉励他学习汉语，而且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要真正认识中国，就必须深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道德观念、生活信仰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庄士敦就是从这里开始，一头扎进了中国文化之河，最终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1902年庄士敦的父亲去世，他没有利用假期回国奔丧，而是选择独自穿越云南、越南到缅甸的掸族地区和曼谷去探险。这次远行，刺激了他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欲望。

    此时已调任威海卫任行政长官的骆克哈特也一直在关注着他。本来，骆克哈特赴威上任时就选定庄士敦作副手，却因殖民部另有安排而作罢。1903年威海卫华务司沃尔特调往南非移民局，骆克哈特马上向殖民部申请由庄士敦接任。1904年5月，庄士敦如愿以偿地来到威海卫，出任代理华务司。

    在威海卫，庄士敦开始了对中国儒家经典和古典文学刻苦研读，还采《论语》"士志于道"之意，为自己自加了一个儒气十足的字：志道。他涉猎经史子集，兵医农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对儒、道、墨、释以及唐诗宋词、天文地理，有着极其精深的造诣。

    那个时代，东方社会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入侵之下，正面临着土崩瓦解的灭顶之灾。中国此时陷入了被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之中，各种变革思潮应运而起，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在庄士敦看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都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他发现"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的东西"。他认为，中国摆脱困境的真正出路在于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消除腐败，而"不是要破坏在中国辉煌历史中已深入人心的所有古老的道德和宗教约束力"。为此，他激烈反对中国出现的各种激进思潮，反对任何激进式的革命。他认为中国人如果完全摧毁了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他也同样反对洋商们急欲对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企图，特别是对西方教会在华的传教行为发出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

    凡此种种，构成了庄士敦在威施政理念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庄士敦对威海卫的环境感到相当振奋，因为"20世纪初的威海卫数十年来，甚至数世纪来，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在许多方面"堪称中国的缩影"。在他看来，威海卫是实现其政治、社会理念的理想之地，他要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在威期间，他协助骆克哈特进行了一系列政制与司法诉讼制度改革，利用中国人的心理，借用孔孟之道，大施"维护旧制"的统治方略。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总董制改革。在英租威海卫之前，威海卫的农村基本上处于封闭的家庭式管理之下。各村在地方乡绅或宗族大户的维持下，依靠族规村约实行自治管理，偶尔也有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本地事务。1902年骆克哈特上任后，对原有村董登记造册并颁发委任状，承认他们的权力与地位。但对农村的管理仍然奉行不干涉政策，农村管理事无巨细均由华务司负责，从而导致政府与民众沟通不畅，政府机构运行不协调，行政管理效率低下，而农村旧有体制的不稳定性和区域上的差异性也使得当局对农村控制力减弱。为改变这种弊端，庄士敦于1905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全区三百多个村庄划为26个小区，每个小区增设总董一名；同时再把26个小区划分南北两个行政区，各设行政长官管理。这样在政府与村董之间又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由总董协调村董的工作。这一制度于1906年开始在全区推行。南区17个小区，北区9个小区，每个小区平均辖12个村庄。总董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主要职责是传达政令、征收税捐、发放契状纸、维持小区治安并调解民间纠纷，同时就农村管理问题向殖民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议。总董制推行方案和行政区划分方案，理顺了当局与农村基层以及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后期，又对威海卫原有的村董制进行改革，由村民直接选举。庄士敦本人也于1906年出任南区行政长官，一干就是12年。在施政中，庄士敦经常独自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在村里，他能用流利地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家长里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传说、趣闻笑话、谚语儿歌等无所不谈。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平民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他非常反对同僚们蔑视小民要求的言行，认为百姓的事从当局的利益来看的确微不足道，但对于百姓而言却非常重要。上任之初，庄士敦曾设立诉状文书一职。但后来发现有索贿现象后，便撤销了这一作法，改为起诉人无论何时何地均可将诉状直接呈递法官，取消了一切中间环节，对因不识字而无力写诉状的，允许当堂口述。针对百姓不能公开上诉起诉有权势者的问题，他又设立了检举箱，起诉人可直接将诉讼投放到检举箱里，由他亲自拆阅。公务之余，庄士敦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深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及社情民意，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他的著述中，多是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护。绝少出现同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阴暗色调。为防止威海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西方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推动下发生变革，也为了使英国人更多地了解这个被讥之为"大英帝国的灰姑娘"，庄士敦于1910年出版了他的《狮龙共存威海卫》一书，这是第一部全景式介绍威海的英文著作。当然，庄士敦毕竟是殖民政策的执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服务于英国的殖民利益。事实也证明，他采取的自文化入手的策略是有效的。他所树立的倡导民风民德的儒家学者的形象，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使他很快融入到威海社会之中，为各界人士所接受，连夫妻不和、婆媳不睦、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都愿同庄士敦说道说道。1904年，即他上任的当年，境内商绅就向他赠送卷轴，誉其为"父母官"。1930年，庄士敦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按中国传统又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然而，庄士敦却因此被英国人尤其是殖民部视为保守主义者和儒家信徒而不得重用。在威任职期间，他的特立独行也导致与同僚的关系比较紧张，时常遭人忌恨。威海卫的同僚到殖民部打了个"小报告"，说庄士敦整天怪头怪脑、无所事事，令殖民部将其视为一个十足的怪物："头脑不正常，喜欢在野地里生活，差点成了一名和尚。"1913年，庄士敦直接回国到殖民部要求调任，但第一次拜访竟然被门卫赶了出来。在殖民部看来，既然他喜欢生活在荒郊野外，那么威海卫正好最适合他。直到1918年，庄士敦在上海与偶遇李经迈，他的人生才发生了重大转机。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要职。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海避难期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赞赏有加。

    当时，徐世昌即将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却仍存尊号的溥仪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他们将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在他看来，由庄士敦出任帝师是最佳选择。两人在上海偶然相遇后，李经迈立即约见庄士敦商谈此事。这对于庄士敦来讲，是想都不敢想的重大喜事。经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交涉后，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他的帝师生涯。这一机遇的到来，使庄士敦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成为近代惟一一位在紫禁城中生活过、也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同年，英国政府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庄士敦进入紫禁城后，给这座异常坚固的封建堡垒带来了一丝清新之气。庄士敦除向溥仪传授英语、天文、地理、算学及欧洲法制史外，更教给他英国绅士风度和礼仪，并不时向溥仪介绍国内外重大社会变革，甚至将《新青年》等激进刊物带给溥仪阅读。为使溥仪更多地接触外界事物，庄士敦还向溥仪引见了英国驻华公使及驻华舰队司令、日本驻华公使，以及泰戈尔、胡适等人，成为溥仪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庄士敦向溥仪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溥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庄士敦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做出许多令遗老们震骇的超常之举。庄士敦积极参与宫中废除太监、改革财力管理及以外交关系等重大事务的处理。被溥仪赐"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赏穿带膆貂褂"等格外恩赏。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后，庄士敦多方协调，使溥仪逃入日本使馆。1927年，庄士敦重返威海卫出任行政长官。临行前，英国殖民部明确指示他此行的使命是负责交还威海卫的相关事宜。尽管明知"此番上任并非是铺满玫瑰的坦途"，庄士敦仍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庄士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无所作为的"看守长官"。当时的威海卫虽经英国20多年的殖民统治，来威的外国人仍"无不为这里原始的生活状态而震惊。"庄士敦幻想延迟归还威海卫，向殖民部提出许多展期方案。1928年2月，庄士敦又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建议英国政府出面调停南北争端并将调停点选择在威海卫，以此迫使南北双方修改1924年签订的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为远东舰队续租刘公岛增加更多有利条款，威海卫陆地租占区续租10年。此外，庄士敦还敦请英国政府放宽对威海卫的财政控制，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但威海卫的回归已是大势所趋。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在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临行前，他给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颇为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回国后的庄士敦，担任了伦敦大学中文教授，兼任外交部顾问。尽管人在英国，但中国仍是庄士敦最关心的。尤其是对溥仪，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1934年庄士敦写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满清王朝盘踞紫禁城200多年后的最后的黄昏时期--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这段时期的变故、没落的真实情形，引起轰动。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到长春造访了溥仪，但婉拒了溥仪的留任邀请。晚年的庄士敦定居在爱丁堡的爱伦岛，他为自己的居室分别起了中国名字，如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帝厅等等。他终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无心世事。

    1938年，在对往事的无尽思念中，庄士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64岁，终生未娶。

    张军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