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部部长秦仲达

    秦仲达，曾用名秦有斋，1923年9月出生于山东荣成人和镇北下河村,1942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7月，组织上分配秦仲达到东海专署工业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研究员、研究股股长。1944年至1946年，先后任胶东军区后勤部工业研究室研究员、股长，胶东军区兵工总厂研究室副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由于日军的封锁，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秦仲达克服重重困难，开动脑筋想办法，利用当地芒硝和石灰石生产出烧碱（当时生产肥皂急需）和其它化工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纯碱。在此期间，他还以花生油为原料，利用加水分解和钙皂两种方法生产甘油，从而为生产硝酸甘油炸药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还研制出苛化法烧碱、脂肪酸、木柴干馏制丙酮、甲醇、木焦油，以及雷管、炸药等军工产品。

    1946年10月，秦仲达调到大连,先在大连市公安局工业科从事接管准备工作，后任大连化工厂工务部部长、副厂长、代厂长、厂长，东北化工局副局长。1953年至1956年，任大连化工厂厂长兼大连工程公司经理。

    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大连化工厂以最快的速度建设生产炮弹用的无烟发射药。制造无烟发射药需要硫酸、硝酸等原料，生产硝酸又需要氨，而当时大连化工厂的合成氨装置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在此关键时刻，时任工务部部长的秦仲达提出利用硫铵化肥与石灰乳复分解的方法生产氨水，却受到生产技术副厂长的反对，但这位副厂长又提不出别的可行办法。经上报建新公司领导决断，批准了秦仲达提出的方案，解决了硝酸原料问题。全厂职工夜以继日地拼搏，很快就生产出无烟发射药，炮弹成批地运往前线，为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援。粟裕大将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与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是分不开的。全国解放后，大连化工厂在破坏严重的基础上着手恢复合成氨的生产。当时一位著名化工专家向国家提出，将原有的深冷氢气分离法精制合成氨原料气旧装置改为新的高压铜洗法精制合成氨原料气装置。时任代理厂长的秦仲达意识到，如果那样改，不仅修复将大大延期，而且也将丢掉深冷工程这项重要技术。秦仲达不迷信权威，顶住压力，经过日夜反复思考和比较、计算，坚持不改变工厂原有生产工艺流程的意见。随后，上级领导和苏联专家很快来到现场调查研究，肯定了秦仲达提出的方案，大大加快了生产恢复的速度。深冷氢气分离技术的应用，为大连化工厂培养了一批深冷工程方面的技术骨干和技术专家。在60、70年代，他们为航天工业制造了深冷分离法生产液氢的成套设备，解决了运载火箭高能燃料的供应问题。1956年至1966年期间，秦仲达先后任化学工业部基建司副司长、设备司副司长兼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技术供应局副局长、生产调度局局长。

    化学工业是基础工业，与很多国民经济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期间，秦仲达主要抓了全国重点化工企业的新建和改扩建工作。建国初期，化工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快上合成氨、发展氮肥工业，支援农业发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1958年，全国一大批大中小型合成氨厂争相开工建设。但是，由于合成氨技术复杂、难度较大，国内企业又一时在品种、规格和数量方面无法满足设备制造所需的各种钢材和特殊材料，同时也缺乏建设、生产和管理的经验，以至造成有些工程竣不了工、竣工了又投不了产的被动局面。这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陈云同志的高度关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4月4日至4月10日，在杭州召开了化肥工作会议，做出了定量进口专用材料、定点制造设备、成套供应氮肥设备等6项决定，彻底扭转了合成氨建设中的被动局面。秦仲达当时任设备司副司长，参加了陈云同志主持召开的汇报会、研讨会和化肥工作会议，并曾到陈云同志家中汇报订购国外材料的落实情况。1964年，秦仲达向高扬部长建议提高单个小化肥厂建设规模和参考民主德国石膏法生产硫酸技术。强调循环利用硫资源和钙资源生产硫酸和水泥，节约硫、钙资源。化工部为此专门建了一批小型实验厂，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和改进完善，实验厂由小到大，取得了良好效益。1966年至1978年，秦仲达任化学工业部生产办公室主任，燃料化学工业部化工生产组组长、炼化组副组长，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综合计划组副组长。1972年，中央决定引进大型现代化化肥、石油化工生产装置，部里委派秦仲达率代表团赴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四国学习，考察大型合成氨、尿素等化肥生产装置与石油化工乙烯、丙烯等生产装置。此次考察历时3个月，为随后引进13套大化肥和石化装置做了较为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技术方面的准备。1978年至1982年，秦仲达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大庆、扬子、齐鲁乙烯裂解石化成套设备的引进和建设等方面的工作。1980年，国家批准在青海省利用格尔木钾盐湖建立年产20万吨的氯化钾厂。用旱采法还是用水彩法采集光卤石制造氯化钾，成为当时争论的一个话题，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采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旱采法。秦仲达到现场确定厂址和厂区布置时，认真研究分析了旱采法与水采法的优缺点，果断决定使用水采法。做出这一决定后，立即遭到一些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的质疑和反对，后经国家组织调研对比，批准实施了水采法。多年后的实践证明，当初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为国家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1982年3月至1989年7月，秦仲达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1987年先后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此期间，关于扬子乙烯选址问题上的争论又起风波，有人提出要重新讨论当时国务院已经做出的关于厂址方案不改变的决定。这时，大量的进口设备和材料均已到达现场。秦仲达同志以国家利益为重，顶住了压力，坚持原厂址方案不变。国务院也给予了最后的支持，决定不再争论，不再改变厂址。国家因此节约了大量资金。历史证明，原厂址方案（即现厂址）是科学合理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1993年，秦仲达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5年，秦仲达率团到辽宁省检查环保工作。到达鞍山检查时，得知鞍钢以"改造要有新起点"为由，将平炉炼钢就地改造为转炉炼钢的原定方案，改变为另起炉灶的新方案，准备大规模搬迁。秦仲达认为，企业生产的重头部分移地新建，远不如就地改建既省又快，而且照样可以采用新技术。特别重要的是，已有的配套公用工程仍可以充分利用，上下游生产装置的合理布局也得以保存。因此建议鞍钢维持原方案，把13座平炉就地改造成3座大型氧气顶吹转炉。到达大连时，秦仲达了解到黄金局准备在碧流河水库北岸附近，兴建一个中外合资的黄金采矿和氰化钠浸出法提炼厂。这里是大连市饮用水的水源地，一旦发生洪水或发生生产事故，必将严重威胁大连市民饮用水的安全，后果不堪设想。大连市人大及市政府屡次向辽宁省有关部门及黄金局交涉，要求取消该项目，但有关部门以保证"零排放"为由坚持要搞下去。回京后，秦仲达主持起草了环保检查报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平炉应就地改建和黄金矿应停建两项建议，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呼吁。人大常委会闭会之后，他又及时约请冶金部部长和黄金局局长具体交换意见，冶金部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