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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怀叫“男儿无悔”——再访“当代中国保尔”朱彦夫

2017年07月27日 16:14:29 来源: 山东工人报社


  朱彦夫是一个传奇。

  他是功勋卓著的革命功臣,14岁参军,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在朝鲜战场失去了四肢和左眼;他是顽强不屈的生命斗士,18岁重残,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生活自理,主动放弃荣军院的特护待遇,回到家乡参加生产建设;他是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带头人,24岁担任村支书,带领群众治山种树,打井修渠,架电办学,一干就是25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当时全乡的先进村;他是当代中国的保尔,49岁离职后,以特残多病之躯,创作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沂源县城一隅朱彦夫家的小院。此时,新绿的柳枝摆来摆去,新冒的草芽望着天空。它们,执拗地向这个世界传递着春天的讯息和暖意。那天,朱彦夫兴致很高,他让儿子朱向峰在左臂套上一个固定住签字笔的铁环,在最新出版的《朱彦夫日记》上,歪歪扭扭签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记者。

  记者和朱彦夫及家人的交流,就在春天一个充满暖意的院子展开。

  1.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命运给了朱彦夫太多的苦难,但他始终用一种战斗的姿态去面对这些苦难。他说,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在苦难面前,难免也会有犹豫和彷徨,当最终一一跨越和征服这些苦难,他会为自己的坚韧和顽强感到庆幸。

  朱彦夫家里有一样东西被他视若珍宝,那是他在战场荣获的3枚军功章。在他看来,军功章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最高奖赏,它像一面镜子,照射出革命战士对党忠诚的深度和纯度。

  朱彦夫10岁那年,父亲被侵华日军活活打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要当兵!我要报仇!”1947年,年仅14岁的朱彦夫参军入伍。在革命军队里,这个苦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和温暖:他忘不了,生病时战友们悉心的照料;他忘不了,老兵把口粮省下来让自己吃饱;他更忘不了,班长用血肉之躯为自己挡住子弹。他打心眼里想成为党的人。

  战场上,他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哪里最危险、就冲向哪里。攻打开封,朱彦夫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打开进攻通道;渡江战役,朱彦夫和全班战友俘虏了敌人一个营,立了集体大功;解放上海,朱彦夫1个人炸毁了3座碉堡,荣立战功,火线入党。站在党旗下,16岁的朱彦夫紧握右拳眼含热泪,发誓要永远听党话、一生跟党走。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场,朱彦夫所在二连经过浴血奋战,成功拿下二五○高地,3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来不及休整,他们就接到命令:死守高地。

  炮弹像雨点般砸在高地上。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二连既没有后勤补给,也没有弹药补充,渴了抓一把雪含在嘴里,饿了只能掏军被里的棉絮充饥。

  “人在阵地在!”朱彦夫和战友们舍生忘死,硬是打退敌人10多次进攻。但战士们却一个个倒下。第一天下来,全连仅存19人;第二天,活下来6人;到第三天,就只剩朱彦夫一个人了。

  朱彦夫眼里含着泪花,胸膛里燃起烈火,“有我在,阵地就不能丢”。他抱起机枪拼命扫射,小腿中弹,他就跪着开枪;左臂受伤,他就一只手射击;燃烧弹点着了衣服,他在雪地里一滚,继续厮杀。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在身边,随着一声爆炸,朱彦夫昏死在阵地上。

  昏迷中,朱彦夫觉得还在与敌人战斗。他越打越渴,越打越饿,他不断地舔着干裂的嘴唇,一块黏糊糊的肉团顺着鼻梁滑到嘴边,他本能地一口吞了下去。朱彦夫哪里知道,他吞下去的竟是自己的眼球!

  昏迷93天后,朱彦夫终于醒了。“我的枪呢?我们的阵地呢!我们的阵地呢!”朱彦夫下意识地想要找枪,却从缠着眼睛的绷带缝里发现,两个手没了,他想站起来,却又感觉不到腿的存在,铁血战士变成了连自己都不敢看的肉轱辘。朱彦夫也曾痛苦万分,但很快又重新燃起了斗志:身体虽然残缺了,但我的心还是完整的,我要用一颗火热的心报答党和人民。

  躺在床上这些年,朱彦夫经常听到冲锋号声,在耳边,在心中,在梦里。他懂得,他的心依然在部队。导弹发射了他激动,卫星上天了他不眠,航母下海了他高兴得要喝酒。每年建军节,他都会穿上旧军装、戴上军功章,一个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或许他又想起了炮火硝烟的岁月;或许他想告诉长眠的战友,你们用鲜血凝聚的长城永远屹立不倒。

  1987年,秋风劲吹的时节,朱彦夫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对于一个一天学也没上过,残臂抱笔,用嘴衔笔,每天至多也只写出百多个模糊难辨的字的人来讲,要写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其艰难又何止是攻占一个高地!

  他的“书房”全在床上。先是把棉被叠成方块,把两只断腿垫上,然后再把写字板压在腿上,用嘴含着笔、用双臂抱住笔,一撇一画,缓慢而笨拙地去爬完每一个格子。口水顺着笔杆细泉般淋下来,湿了稿纸,换一张重新写,再湿再换……开始每天只能写出十几个、几十个字,就这些,还得重描几遍,方能认得清楚。写作时间稍长,各处伤口和创面神经就阵阵剧痛……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大脑迟钝和健忘,更是雪上加霜。长时间的抱笔触磨,两臂创面时常磨破溃烂,流脓流血,疼痛准忍。

  儿女们不忍心了,一次次提出来由朱彦夫口述,他们代笔,可朱彦夫觉着那样总是隔了一层什么。他说,儿女们毕竟没有那种亲身经历,表达不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不住死去的英灵。

  多年的埋头写作,长时间的身心交瘁,使各种疾病相继袭来。残躯就像一架带伤而超负荷运行的机器,各个部件先后拉响“警报”。特别是失去眼珠的左眼窝,开始不断地往外流着黑黄的血水,贴在上边的纱布,原本是要每天一换的,可创作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候,任何人的劝阻他根本充耳不闻,一连几天将自己封闭在屋内。终于,左眼开始剧烈疼痛,而且右眼也紧跟着出现间歇性的短暂失明。

  整整七年过去。两千多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七易其稿的漫长和艰难。1996年7月,一本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终于摆在了朱彦夫的眼前。他把自己独自关进了屋里,恭恭敬敬地在书的扉页上写满了战友的名字。然后跪倒双膝,擦着火柴,将其点燃。

  幽幽的火苗呼呼地蹿起时,眼泪,终于从朱彦夫的脸颊上滚落。跳动的火焰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的斑斑心血,看见了自己七年煎熬中跋涉和挣扎的身影。他甚至看得见,那章章节节、字字句句此刻竟幻化成了一曲悲歌、一幅挽联,唱给了烈士们的魂灵,飘荡在浸透着他们生命和忠诚的山河间……

  2.沈从文说:一个战士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回到故乡。回到故乡的朱彦夫的工作信条是:为群众做事,干不干,实不实,带头不带头,境界不一样,影响不一样,结果更不一样。当干部,就是要把心掏给百姓,以心换心,群众才会信你、认你。

  1957年,朱彦夫当村支书的第一天,他就拖着17斤重的假肢,拄着双拐,围着这个贫穷的小山村转了一圈。他对着大山发誓:穿军装的时候咱没当过孬种,在这个新的战场上也不能输给贫穷!

   张家泉是个缺水村,祖祖辈辈吃水难。朱彦夫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找水,他翻山越岭请来水利专家,转遍了沟沟坎坎,几天下来,数不清摔了多少跟头。晚上回到家,老母亲看到他摔得浑身是伤,心疼得直掉泪。

   水源找到后,朱彦夫天天靠在打井工地上,现场指挥,解决难题。山里的冬天格外冷,他在刺骨的寒风中站了一天,截肢处磨得钻心疼,流出的血水和假肢冻在了一起,他想把假肢卸下来休息一会,却怎么也卸不开。大伙儿看到后,都围过来,争着把他送回了家。第二天,朱彦夫又准时出现在工地上,泄了气儿的大伙,干劲一下子又鼓了起来!

   就这样,经过3年苦干,他带领村民打了3口深水井和三眼大口井,修建了1500米长的水渠,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匮乏和无水浇田的问题。

   朱彦夫干支书25年,光假肢就磨坏了7副。他带领乡亲,在贫瘠的山地上造出一块块旱涝保收的“小平原”,每年增产粮食几万斤;他顶住压力大搞副业,改善了村民生活;他带领林业队,种植苹果和花椒,绿化荒山近千亩。张家泉村,一跃成为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最早平均亩产过600斤,最早实现水浇田过半、全乡最早通上电的村。

   朱彦夫忙忙碌碌为村里办事,从来没有在村里报销过一分钱。他的抚恤金,也拿出来接济病困群众。他外出作报告,人家为了答谢他,送来一车化肥,他当即分给每家每户。妻子走娘家带回一筐咸鱼,他也送给了大家。

   有一年,一户村民家的两个儿子因经济问题打架,老太太气得要喝药自杀。朱彦夫知道后,二话不说,绑上假肢,拄上双拐,摸黑赶去,路上被石头绊倒,脸上磕出了血。两个剑拔弩张的年轻人,一看到朱彦夫,惊呆了!“朱书记,您咋来了?”朱彦夫盯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慢慢挪到炕沿上,卸下了假肢,揉着发麻的膝盖。望着为村民操碎了心的朱彦夫,两个人自责地低下了头。一场看似复杂的家务纠纷迎刃而解。

   朱彦夫当村支书期间,村里的民事纠纷、家庭矛盾没有一个上交的,全都在村里得到了妥善解决。

   村民蔡淑英10岁时,先天性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刚好县里来车接朱彦夫作报告,他揣上自己的抚恤金,先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小淑英脱险了。十多年后,嫁到外村的蔡淑英和丈夫一起来看他,含着泪对他说,“没有您,俺这命早没了……”两口子说着就要下跪,朱彦夫急忙制止说,“乡里乡亲谁没个难处?我当村支书,为村民解难是应该的!”

   像这样的事,朱彦夫不知做了多少。群众有苦,他自己难甜;群众受穷,他心里难安;群众有难,他慷慨相助。这就是朱彦夫,他把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关心群众胜过自己,赢得了父老乡亲发自肺腑的拥护和爱戴。

  “做人要干干净净,当干部更要干净,有灰尘要快洗,没灰尘也要时刻自警!”朱彦夫一直这样要求自己。作为革命功臣,他完全可以摆“老资格”,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在他看来,摆“老资格”就失去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张家泉村离县城90里地,离村最近的医院也有20多里。县里早有安排:朱彦夫看病、住院,县里优先安排车辆。可朱彦夫从不向县里要车,每次看病、住院,都是女婿和儿子用自行车接送。对朱彦夫这样一个没手没脚的人,坐自行车非常危险,摔到路上是常有的事。妻子埋怨他,“你这样的身体,经得起折腾吗?组织上有安排,为啥不要车?”朱彦夫却说:“啥事都麻烦组织,我还算个党员吗?”

  一年冬天,县里照顾朱彦夫,送来一车煤。朱彦夫几次送钱都送不下。过春节,民政部门的同志来看他,发现他屋里没生火,送来的煤一块没动,脸盘里、水罐里,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朱彦夫让妻子拿出早准备好的煤钱和运费,说:“煤是公家的,组织上不要钱,放到啥时候我也不烧!”同志们含着泪数落他:“老朱啊,天这么冷,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不为年迈的老母和妻儿想想?”

   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朱彦夫哪能不想?但是,他深知,当干部就要公而忘私、清清白白,哪怕有一点私心,说话就没人信、腰杆就硬不起来。

  3.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朱彦夫是一个硬汉,但他的内心却柔情似水。他的爱是大爱,是严厉的爱。对家人,对孩子,他的血肉之躯,装着一团火。他的爱,博大而深沉。

  朱向欣是朱彦夫的女儿,现在是淄博市沂源县实验小学的一名教师。她们一共姊妹6个,她在家排行老四。

   小时候朱向欣对父亲的印象,大多是坐在炕上,油灯下用残臂抱着一本书看,再不就是和一帮叔叔大爷开会。开完会,母亲陈希永还会拿出家里舍不得吃的挂面招待大家。每天最熟悉的,就是一大早听到父亲带着假肢走路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带着沉重的假肢,父亲风里来,雨里去,领着村里人去干事。

   那时候朱向欣总在想,为什么身体都这样了,还闲不住,就知道整天忙村里的事,家里的事只能靠母亲一个人来操持。

   朱向欣说,父亲家教很严,总是要求我们生活上和最差的比,工作学习上和最好的比。

   6岁那年,秋收的时候,奶奶带她去拔猪草,队里的蔡大婶随手掰了4个玉米棒,塞到她怀里。回到家,奶奶把玉米放到锅里刚要煮,父亲回来看到了,火冒三丈,说:“不行,快送回去!”她一听,捂住锅盖说:“这是蔡大婶给的,又不是我偷的!”奶奶也说,咱就违反一次章程,给孩子们解解馋吧。朱彦夫的拐杖敲得当当响:“不行就是不行!集体的东西谁也不能占便宜。咱家搞了特殊,我这个书记怎么当!”朱向欣只好含着泪,把玉米送了回去。

   朱彦夫铁面无私,看似不近人情,实际上他的爱很深很深。

   朱向欣说,小时候我们睡觉常蹬被子,母亲累了一天,晚上睡得很沉。常常是父亲半夜起来,自己小心地装上假肢,用嘴衔着油灯,一步一步挪到我们床前,帮我们塞好被子,再一步步挪回自己床上。

   有一次她发高烧,夜里迷迷糊糊听见了那熟悉的“嘎吱嘎吱”声,接着,一只软软的残臂轻轻抚摸她的额头。直到今天,她都忘不了那只温暖的“手”。

  儿女婚嫁是终身大事,很多受过朱彦夫接济的乡亲想借这个机会,来还人情,但他从没有借孩子的婚事来收礼,也没有摆过宴席。可村里其他人家的红白喜事,他却从没落下过表示心意。朱向欣大姐出嫁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委屈地掉了泪。邻居张大娘看不下去,拄着拐杖过来,一边数落朱彦夫,一边将两块钱塞到朱向欣母亲手里。到了晚上,朱彦夫硬是让妻子把礼钱退了回去。妻子和他商量,把垫到村里的钱取回点来,朱彦夫说:“村里打井到了紧要关头,更需要钱啊!咱闺女结婚的钱,以后再补上吧。”

  朱彦夫干工作风风火火,性子很急,在家还经常发脾气,但妻子总是迁就他。就算他摔饭碗、掀桌子,妻子也没抱怨过。孩子们为母亲打抱不平,她还袒护说:“你爹身体都这样了,身上、头上还有弹片,一到阴天下雨,身上就难受,发点脾气也正常。”

  1955年,陈希永21岁,当县民政局长的姑父把她介绍给了朱彦夫。陈希永当年身材好,长得也好看。朱向欣后来问过母亲,你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姑娘,为什么愿意嫁给父亲?陈希永说:“想到要和一个没有手脚的人过一辈子,起初是不情愿的。后来想,他是功臣,是为国家没了手和脚,我要是不跟着他、伺候他,他就掉地上了。生活在一起,了解他的经历后,就逐渐敬重起这个自立自强、有责任心的男人!”

  朱彦夫是重残军人,他一天都离不开陈希永。对他来说,陈希永就是他的手和脚,就是他的“拐杖”。为了朱彦夫、为了这个家,陈希永结婚55年,只回过5趟娘家。

  2010年,陈希永得了肺癌。去世前一天,朱向欣用轮椅推着父亲去医院看她,陈希永说话都含糊不清了,还嘱咐他:“你别累着,快回去吧。”朱彦夫只是看着妻子,用残臂摩挲着她的双手。陈希永去世当天,朱彦夫一下昏厥过去,醒来一天都不吃不喝。朱彦夫是个硬汉子,在修大寨田滚下山沟的时候,在双腿被假肢磨得皮开肉绽的时候,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时候,他都没掉过一滴眼泪。出殡那天,他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他像儿女一样为妻子披麻戴孝,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他要用山村传统的方式给妻子送行,回报她对自己一生一世的付出!

  在朱彦夫和陈希永的影响下,朱向欣姊妹六人也都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家庭和睦,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为社会做着贡献。师范毕业后,朱向欣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虽然已经年近半百,但她和许多青年教师一样,主动申请到偏远小学支教。

  朱向欣姊妹六个各有一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有五个考上大学,其中一个博士、两个硕士,最小的还在读初中,也很优秀。

  小时候,为了和父亲能多呆一会,孩子们给他藏过双拐,藏过假肢,写书的时候,给他藏过钢笔。现在,孩子们已经把朱彦夫深深地藏在心里。在孩子们心中,朱彦夫就是一盏明灯。

  朱向欣女儿现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她在博客里这样写道:“外公的故事好像离我们很远,但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青春!”□本报记者 孙怀涛

  人物档案: 他是功勋卓著的革命功臣,14岁参军,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在朝鲜战场失去了四肢和左眼;他是顽强不屈的生命斗士,18岁重残,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生活自理,主动放弃荣军院的特护待遇,回到家乡参加生产建设;他是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带头人,24岁担任村支书,带领群众治山种树,打井修渠,架电办学,一干就是25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当时全乡的先进村;他是当代中国的保尔,49岁离职后,以特残多病之躯,创作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

[ 责任编辑:王媛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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